在中国古代官制体系中，“尚书”一职的演变堪称一部权力更迭的缩影。从最初仅为皇帝身边处理文书的低级侍从，到最终成为执掌六部、总揽行政实权的核心官员，尚书的地位变化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逻辑。其是否算“大官”，需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职权定位来具体分析。
战国至秦汉：低级秘书的权力萌芽
“尚书”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其职能可追溯至齐、秦等国设置的“掌书”一职，专为君主整理、传递奏章与诏令，类似现代秘书。秦代沿袭此制，将尚书纳入“六尚”体系（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冠、尚书），作为少府属官，秩六百石，负责皇帝的文书工作。此时的尚书虽近侍皇帝，但品秩低微，仅是宫廷事务官，并无决策权。
汉武帝时期，为削弱丞相权力，开始重用身边近侍。尚书从单纯的文书传递者，逐渐参与议政，形成“尚书台”雏形。汉成帝时，尚书增至五人，分掌三公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户曹、主客曹，职权扩展至官员任免、司法断狱、外交事务等领域。至东汉光武帝刘秀时，尚书台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设尚书令、尚书仆射及六曹尚书，总揽朝政，三公仅存虚衔。此时的尚书已从“文书小吏”跃升为实际上的宰相，堪称“大官”。
魏晋至隋唐：三省制下的权力重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正式改为“尚书省”，与中书省、门下省共同构成三省制。尚书省长官“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为宰相级官员，六曹尚书分工细化，奠定“六部”基础。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完全定型：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尚书为正三品，掌管全国对应领域行政事务。
此时的尚书虽仍为高级官员，但权力受到三省制的制约。例如，唐代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因唐太宗曾任此职而废止，改以左右仆射为长官，且需与中书、门下长官共同议政。尚书从独揽大权的“首席宰相”，转变为三省分工体系中的执行者，其“大官”属性虽存，但权力相对分散。
宋元明清：集权强化下的地位升降
宋代为削弱相权，设立“中书门下”为宰相办公机构，尚书省长官多由宰相兼任，六部尚书的实际职权受限。元代废除三省制，仅保留中书省，六部直接隶属于中书省，尚书仍为六部长官，但不再有尚书省这一机构。
明代初期废除丞相制，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尚书升为正二品，成为中央最高行政官员，职权达到顶峰。例如，吏部尚书掌管官员任免考核，被称为“天官”，地位极高。清代沿明制设六部，尚书为满汉各一人，品级升至从一品，但受军机处制约，实际权力有所削弱。不过，在清末新政前，六部尚书仍是朝廷核心重臣，其“大官”地位毋庸置疑。
尚书“大官”属性的核心逻辑
尚书是否算“大官”，关键在于其是否掌握实权。从历史演变看，尚书的权力来源有二：一是皇帝的信任，二是制度赋予的职权。当皇帝通过尚书台（省）集中权力时，尚书便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当制度设计（如三省制）分散相权时，尚书的权力则受到制约。
例如，东汉尚书台“职无不统”，尚书令可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三独坐”，彰显其尊崇地位；而唐代尚书省虽为执行机构，但六部尚书仍掌管全国行政事务，是朝廷重臣。明代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其权力达到历史峰值，堪称“大官”中的“大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