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其国号称谓不仅承载着政治意义，更折射出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通过梳理史籍记载与当代研究，可清晰还原唐朝人如何称呼自己的时代，以及“李唐”这一称谓的演变轨迹。
一、官方与民间的核心称谓：“唐”与“大唐”
唐朝人最普遍的自称是“唐”或“大唐”。这一称谓直接源于国号，具有双重内涵：其一，国号“唐”承袭晋地古名，李渊父子起兵于晋阳（今山西太原），此地古称“唐”，取“唐”为国号暗含继承晋地正统的深意；其二，“大唐”一词彰显盛世气象，如《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我大唐之盛，声振四海”，体现了对国家强盛的自豪。
在官方文献中，“大唐”常与“皇唐”并用。例如，狄仁杰在《请拔安东表》中写道：“君有四方者，所以卫中国也”，此处“中国”与“皇唐”互文，既指地理中心，亦强调唐朝作为中原正统的政治地位。民间则更倾向使用“大唐”，如敦煌文书《开元廿五年令式》中百姓自称“大唐子民”，市井歌谣《秦王破阵乐》高唱“大唐天威”，均体现这一称谓的普及性。
二、“李唐”的起源：姓氏与政治的双重绑定
“李唐”作为朝代别称，其出现与唐朝皇室姓氏直接相关。李渊建立唐朝后，为强化统治合法性，在《封禅诏》中强调“李氏君临天下，实承天命”，将姓氏与王朝命运紧密关联。至中唐时期，“李唐”逐渐成为文人笔下的常用词，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以“李唐天子重色思倾国”指代唐玄宗，既点明朝代，又暗含对皇室行为的批判。
这一称谓的流行与唐朝政治格局演变密切相关。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导致中央权威衰落，文人通过“李唐”强调皇室正统性，以区别于地方割据势力。例如，韩愈在《论佛骨表》中疾呼“李唐受命三百余年”，试图以姓氏凝聚人心，挽救王朝危机。至晚唐时期，“李唐”更成为复国运动的政治口号，如黄巢起义后，李克用以“恢复李唐”为旗号招揽人心，最终奠定后唐基业。
三、多元称谓体系中的文化认同
除“唐”“大唐”“李唐”外，唐朝人还使用“中华”“华夏”“中国”等称谓，这些词汇在不同语境下具有多重含义：
地理层面：如《唐六典》记载“四夷入贡者，皆称大唐人”，此处“大唐”指中原王朝统治区域；
文化层面：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在诗中写道“慕义名扬在中华”，以“中华”代指唐朝文化圈；
政治层面：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时，仍以“大唐”自称，如《大周刑律》序言“朕承李唐之绪”，体现对正统性的延续。
这种多元称谓体系，反映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正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言：“唐朝人视自身为中华文明继承者，同时以开放姿态接纳异域文化，这种矛盾统一性在称谓中得以体现。”
四、称谓演变的历史启示
从“唐”到“李唐”的称谓演变，揭示了唐朝政治生态的深层逻辑：早期通过“大唐”塑造盛世形象，中期以“李唐”强化皇室正统，晚期则借多元称谓维系文化认同。这种动态调整，既是对现实的回应，也是对理想的追求。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唐朝的伟大，不仅在于其疆域与财富，更在于它创造了一种超越地域与族群的文明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