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宰相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核心角色，其地位与权力始终与皇权形成微妙平衡。然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却以雷霆手段废除延续千余年的宰相制度，彻底重构中央权力结构。这一历史性决策的背后，是三位宰相的失职与越权行为，最终引发朱元璋对相权的彻底否定。
一、杨宪：党争工具的失控
杨宪是朱元璋为平衡淮西集团势力而提拔的宰相人选。作为非淮西出身的官员，他本被寄予制衡李善长等开国功臣的期望。然而，杨宪的执政风格却走向极端：他不仅大肆排挤异己，更试图通过诬陷手段扳倒李善长。据《明史》记载，杨宪“专恣日甚，与中书省官相倾轧”，甚至在朱元璋面前频繁进谗言，导致朝堂党争激化。
这种失控的党争行为彻底背离了朱元璋的初衷。当杨宪试图将个人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时，朱元璋迅速将其处死。这一案例暴露出宰相制度的核心矛盾——当辅政者将个人野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时，相权必然成为威胁皇权的定时炸弹。
二、汪广洋：尸位素餐的傀儡
汪广洋的执政经历堪称明代宰相制度的反面教材。作为朱元璋眼中的“张良式人才”，他两次出任宰相却均无建树。首次任职期间，汪广洋因与杨宪争权被贬谪；复职后更陷入消极怠政状态，《明实录》记载其“颇耽酒，与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这种“占着位置不干事”的行为，直接导致中书省行政效率瘫痪。
更致命的是，汪广洋在胡惟庸案中扮演了帮凶角色。当胡惟庸私藏奏章、擅权专断时，汪广洋选择沉默纵容。这种失职行为最终引发连锁反应——朱元璋在惩处胡惟庸时，发现汪广洋“知逆谋不发举”，遂将其赐死。两位宰相的沆瀣一气，彻底动摇了朱元璋对文官集团的信任。
三、胡惟庸：越权谋逆的集大成者
胡惟庸案成为压垮宰相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位淮西派宰相的越权行为触碰了朱元璋的权力底线：
行政越权：擅自处理占城国进贡事务，不向皇帝禀报；
司法僭越：私藏奏章，对不利于自己的奏疏“辄匿不以闻”；
人事操控：四方官员升迁必先经其门，形成庞大利益网络；
谋逆实锤：暗中勾结大将军徐达家奴，企图刺杀徐达；联络北元残余势力，图谋叛乱。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以“谋大逆”罪名被处死，牵连被诛者达3万余人。这场持续十年的大狱不仅清除了淮西集团势力，更让朱元璋意识到：当宰相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时，必然演变为威胁皇权的毒瘤。
四、制度重构：从废相到内阁
胡惟庸案后，朱元璋立即颁布《废丞相、大夫，罢中书诏》，正式废除宰相制度。其改革措施呈现三重逻辑：
权力回收：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兼任行政首脑；
机构拆分：将大都督府拆分为五军都督府，分散军事权力；
秘书替代：设立内阁作为皇帝顾问机构，但严格限制其权力（仅“票拟”权，无决策权）。
这种改革使明代皇权达到历史巅峰，但也埋下隐患。当皇帝能力不足时，内阁与宦官的权力博弈往往导致政治失衡，为明代中后期的党争与宦官专权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