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亮（？—291年7月25日），字子翼，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西晋初年宗室重臣，晋宣帝司马懿第四子，晋景帝司马师、晋文帝司马昭之弟，晋武帝司马炎叔父。他的一生，既承载着西晋宗室的荣耀与责任，又深陷于权力斗争的漩涡，最终成为“八王之乱”中第一个殒命的宗室王爷，其命运轨迹深刻反映了西晋政治的动荡与衰败。
显赫出身与早期仕途
司马亮出身于司马氏家族这一西晋王朝的统治核心。少年时期的他便以“清警有才用”著称，凭借家族背景与个人才干，在曹魏时期便步入仕途，初任散骑侍郎，后拜东中郎将，封广阳乡侯。这一时期，司马亮虽未在军事上取得显著功绩，但其在政治舞台上的逐步崭露头角，为其日后在西晋政权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西晋建立后，司马亮凭借宗室身份与政治经验，历任要职。他曾任宗师，负责训导观察宗室成员，维护宗室纪律；又任侍中、太尉、录尚书事等，参与朝政决策，成为西晋初期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支柱。其封邑从最初的广阳乡侯增至扶风郡王，食邑万户，并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手握重兵，地位显赫。然而，司马亮的军事才能并不突出，泰始六年（270年）秦州刺史胡烈被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杀害时，他派出的援军因畏敌不前导致战局恶化，虽未被彻底追究责任，但也暴露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不足。
权力博弈与辅政危机
晋武帝司马炎晚年，为巩固司马氏政权，大封同姓诸侯王，赋予他们军事、政治与经济特权，试图以宗室力量制衡士族。然而，这一政策却为日后的“八王之乱”埋下了隐患。司马炎临终前，原欲以司马亮与外戚杨骏共同辅政，但杨骏为独揽大权，篡改诏书，将司马亮排挤出朝，使其出镇许昌。司马炎死后，杨骏专权，引发皇后贾南风不满。元康元年（291年），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诛杀杨骏及其党羽，司马亮得以重返朝堂，拜太宰、录尚书事，与太保卫瓘共同辅政。
然而，司马亮的辅政之路并未如预期般平稳。他虽无篡逆之心，却缺乏政治手腕与决断力。面对司马玮的权力扩张，他试图通过调和矛盾维持平衡，却未能有效遏制司马玮的野心。同时，他在用人上亦显优柔寡断，大肆封赏诛杀杨骏之功臣，反而引发朝野不满。这种保守姿态与司马玮等人的激进作风形成鲜明对比，使得他在权力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八王之乱与悲剧结局
元康元年（291年）六月，司马亮与司马玮的矛盾彻底激化。司马亮担心司马玮兵权过重，遂上奏贾南风，建议诸王返回封国，此举直接触怒了司马玮。贾南风趁机利用司马玮对司马亮的不满，矫诏命其率兵攻杀司马亮与卫瓘。面对突如其来的兵变，司马亮表现出惊人的迂腐与怯懦。当部下请求抵抗时，他拒绝道：“吾无二心，何至于是！若有诏书，其可见乎？”甚至在士兵围攻时，仍要求对方出示诏书，拒绝抵抗。这种近乎愚昧的克制，最终导致他被乱兵所杀，成为“八王之乱”中第一个殒命的宗室王爷。
历史评价与反思
司马亮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与能力的局限所致，也是西晋政治体制缺陷的必然结果。从个人层面看，他虽无僭越之心，却缺乏政治敏锐性与决断力，在权力斗争中屡失良机，最终沦为牺牲品。从制度层面看，西晋初年大封同姓诸侯王的政策，虽旨在巩固司马氏政权，却为宗室内部的权力争夺提供了温床。司马亮作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与受害者，其命运深刻反映了西晋政治的脆弱性与动荡性。
《晋书》将司马亮列入“八王”之列，虽受唐初史观影响，强调“乱臣贼子”的警示意义，但亦无法抹杀其德行与政治姿态的独特性。与赵王司马伦的篡逆、齐王司马冏的骄奢相比，司马亮始终恪守臣节，其悲剧更多源于性格缺陷与时代局限。他的死，不仅标志着西晋宗室内部权力斗争的全面爆发，也预示着西晋王朝将陷入更深的动荡与衰败之中。
司马亮的一生，是西晋宗室重臣在权力漩涡中挣扎与沉沦的缩影。他的悲剧命运，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哀。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如同一面破碎的明镜，映照出末世王朝最后的理性微光，也警示着后世对于权力、道德与人性关系的深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