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陈留平丘（今河南封丘）人毛玠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战略建议赢得曹操信任，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谋士。他长期掌管人事选拔，以清廉正直著称，甚至让曹操感叹“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然而，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进封魏公后，这位二十余年的重臣却突然被下狱审讯，险遭杀身之祸。这场政治风暴的背后，是权力斗争、性格冲突与时代困局的交织。
毛玠的仕途始于兖州刺史曹操的幕府。他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策略，使曹操在群雄割据中占据道义制高点；而“修耕植，畜军资”则解决了军粮与物资短缺的难题，为官渡之战等关键战役奠定物质基础。此后，毛玠与崔琰共同主持选举，所举荐者“皆清廉正直之士”，一改汉末官场贪腐之风。
曹操对其信任达到顶峰时，曾将素屏风与素凭几赏赐毛玠，称其“有古人风范”。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期间，试图通过毛玠提拔亲属，却被严词拒绝：“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罪，今所说人非迁次，不敢奉命。”这种刚正不阿的品格，既巩固了毛玠的清誉，也为其埋下祸根。
二、权力漩涡：储位之争与派系倾轧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进封魏王，曹丕与曹植的储位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毛玠虽未公开站队，但其政治立场与行为选择却成为各方攻击的焦点。
崔琰案的连锁反应
作为毛玠的挚友与选举搭档，崔琰因“怨谤不逊”被曹操赐死。崔琰在书信中“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表述，被解读为暗讽曹操篡汉野心。此案暴露了曹操对言论控制的极端化倾向——即便如崔琰这般“辞色不挠”的刚直之臣，也因政治敏感度不足而丧命。毛玠对好友之死的愤懑，成为其被构陷的导火索。
丁仪的诬告
支持曹植的丁仪长期与毛玠不和，趁机向曹操进谗言，称毛玠“见黥面者，谓其妻子曰：‘天久不雨，此特助阴厌阳者。’”将大旱归咎于曹操刑罚严苛，暗指其篡汉行为引发天谴。在曹操进爵魏王后政治敏感期，此类言论直接触碰逆鳞。
立储暗线的暴露
毛玠曾私下密谏曹操：“袁绍因废长立幼而败亡，废长立幼非善事。”此言虽获曹操认可，却暗示其支持曹丕的立场。在曹植派系眼中，毛玠成为必须清除的障碍。
三、性格悲剧：刚直者的生存困境
毛玠的悲剧本质上是性格与时代的冲突。他坚持“任人唯贤”的选官原则，拒绝曹丕的私情请托，甚至要求严惩贪腐的曹操亲信丁斐。这种不妥协的姿态，在权力斗争中显得格格不入。
清廉形象的双刃剑
毛玠“居显要之位，常布衣蔬食”，其家无余财的形象虽获赞誉，却也引发嫉妒。当曹操为丁斐贪腐案网开一面时，毛玠坚持按律重罚，这种“铁面无私”在权力场中极易树敌。
言论自由的代价
在目睹崔琰冤死后，毛玠借天灾讽喻时政，虽属士大夫传统，但在曹操“性忌”的统治下，成为政治不稳定的象征。钟繇审讯时，毛玠以贾谊、白起等历史人物自比，强调“处中枢机要，牵涉复杂人事”，却未能说服曹操。
曹操的权力焦虑
建安后期，曹操面临篡汉舆论压力与内部反对势力。严惩崔琰、毛玠，既是杀鸡儆猴，也是为立曹植为太子扫除障碍。尽管毛玠未直接参与派系斗争，但其影响力与原则性使其成为政治牺牲品。
四、历史回响：权力游戏的永恒警示
毛玠最终在桓阶、和洽的营救下免于一死，但被革除官职，不久后郁郁而终。曹操赐其棺木钱帛，并任命其子毛机为郎中，这种“恩威并施”的处理方式，暴露了权力者的实用主义逻辑。
毛玠的命运揭示了封建时代忠臣的生存困境：在皇权与派系斗争中，道德原则往往让位于政治利益。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的产物，更是专制体制下权力异化的缩影。当曹操为巩固统治不惜枉杀忠良时，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已悄然埋下伏笔。
从战略奠基者到权力斗争牺牲品，毛玠的一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乱世中理想主义者的无奈与挣扎。他的故事提醒后人：在权力漩涡中，刚直不阿的品格既是勋章，也是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