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典故被后世演绎为忠义的巅峰象征。然而，当剥离《三国演义》的文学滤镜，以《三国志》等正史为镜，这段历史公案的真相逐渐浮现——关羽的投降既是军事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政治立场的主动选择，其核心始终围绕对汉室的忠诚展开。
一、正史记载：被擒与厚待的双重事实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东征徐州，刘备战败后"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这段史料明确了两点：其一，关羽确因军事失败被曹操俘虏；其二，曹操并未处决战俘，反而以礼相待。《武帝纪》进一步补充："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印证了曹操对关羽的军事重用。
这种厚待并非偶然。曹操素有"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其麾下不乏从敌营投诚的将领。但关羽的特殊性在于，他虽暂居曹营，却始终以"汉寿亭侯"自居——这个爵位是汉献帝在建安五年正月册封的，比他投降曹操的时间更早。这种身份认同，成为其"降汉不降曹"的政治注脚。
二、约法三章：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交织
民间广为流传的"土山三约"（降汉不降曹、厚待刘备妻室、得知刘备下落即行）虽不见于《三国志》，却暗合历史逻辑。据《傅子》记载，曹操曾派张辽探问关羽去留，关羽坦言："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这段对话揭示了三个关键信息：
情感矛盾：关羽承认曹操的厚待，但更强调与刘备的"共死"之约；
价值排序：将报效曹操置于离开之前，体现其知恩图报的品格；
政治清醒：始终以刘备集团成员自居，而非曹操私属。
这种表态与《三国志·关羽传》中"曹公义之"的记载相互印证，说明曹操认可关羽的忠诚边界。许昌春秋楼的建筑布局（西院关羽夜读《春秋》像，东院甘糜二夫人居所）更直观展现了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
三、历史语境：汉室正统观的深层影响
关羽的"降汉"宣言绝非文字游戏，而是东汉末年特殊的政治语境产物。当时虽群雄割据，但汉献帝的象征意义依然强大。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本质是利用汉室正统性；而关羽强调"降汉"，实则是通过承认汉献帝的权威，否定曹操的篡逆野心。
这种政治智慧在灞陵桥赠袍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关羽执意离去时，曹操赠金赐袍，关羽"疑其有诈，立马桥头，以刀挑袍"的细节，既保持了武将的警觉，又通过接受汉室官员（曹操当时为丞相）的馈赠，维持了形式上的合法性。这种微妙的平衡，使其行为既符合人情世故，又坚守政治原则。
四、后世演绎：忠义符号的建构与强化
从西晋陈寿作《三国志》将刘关张合传，到南宋朱熹提出"关羽心存汉室"，再到元代《全相三国志平话》虚构"土山三约"，关羽的形象逐渐被道德化、符号化。明代《三国演义》的成书，更是将这段历史转化为"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传奇叙事。
这种演绎背后，是历代统治者对忠精神的推崇。关羽从历史人物升格为"武圣"，与孔子并称"文武二圣"，恰恰说明其形象已超越具体历史事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谱中的重要符号。而"降汉不降曹"的提法，正是这种符号建构的核心要素——它既承认了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又强化了忠贞不二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