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0年至1697年，清朝康熙帝三次亲征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这场持续七年的军事行动不仅改写了西北边疆格局，更成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的关键节点。通过梳理《清实录》《康熙起居注》等史料，结合战役地理与战略逻辑，可清晰还原三次征伐的时间脉络及其深层动因。
一、首次征伐：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危机下的速决战
时间轴：1690年7月至10月
战略背景：噶尔丹自1678年获五世达赖授予“博硕克图汗”称号后，以宗教权威整合漠西蒙古，1688年借喀尔喀蒙古内乱之机，率3万骑兵东进，兵锋直抵距北京仅700公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京师震动，康熙帝被迫中断治理黄河工程，于7月4日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分两路出古北口、喜峰口，自率禁军坐镇博洛和屯（今河北隆化）调度。
关键节点：
8月1日：清军前锋与噶尔丹军遭遇于乌兰布通，噶尔丹以万余骆驼构筑“驼城”防线，清军集中火炮轰击驼阵，步骑兵迂回包抄，激战至黄昏突破防线。此战清军损失惨重，佟国纲等将领阵亡，但成功阻止噶尔丹南侵。
10月：福全因粮草将尽且误判噶尔丹已逃遁，未经请示擅自撤军，导致噶尔丹主力得以保存。康熙虽震怒，仍于次年四月处死福全亲信郎谈，以儆效尤。
战略影响：首次征伐虽未歼灭噶尔丹，但遏制了其东进势头，为清军争取到六年战略准备期。
二、二次征伐：1696年昭莫多之战——三路合围的歼灭战
时间轴：1696年2月至6月
战略背景：噶尔丹休整后于1695年9月再次东侵，占领喀尔喀车臣汗部牧地，并扬言借俄罗斯6万火枪兵南下。康熙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于1696年2月17日命萨布素率9000人出兴安岭牵制，费扬古率4.6万人出归化（今呼和浩特）截断退路，自率3.4万中路军出独石口直逼克鲁伦河。
关键节点：
5月13日：康熙中路军抵达克鲁伦河，噶尔丹见清军势大，弃辎重西逃。康熙命孙思克率5000轻骑追击，自率主力转向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
6月12日：费扬古西路军在昭莫多设伏，以3000步兵依托树林吸引噶尔丹骑兵冲锋，同时出动骑兵迂回包抄，激战三日全歼噶尔丹主力，斩首3000余级，俘获牲畜20万头。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
战略影响：昭莫多之战摧毁噶尔丹军事核心，其势力范围从“控弦之士二十万”缩至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省）数百人，为清朝收服喀尔喀蒙古奠定基础。
三、三次征伐：1697年科布多围剿——心理战与追歼战
时间轴：1697年2月至4月
战略背景：噶尔丹拒不投降，其侄策妄阿拉布坦趁机夺取准噶尔汗位，噶尔丹众叛亲离，仅剩500余骑流窜于塔米尔河（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康熙决定发动心理战与追歼战结合的最终攻势。
关键节点：
2月19日：康熙亲率大军出居庸关，沿途发布《敕谕噶尔丹书》，历数其“背恩叛乱”罪状，并宣布“凡归降者，皆免罪安插”。此举导致噶尔丹部属大规模叛逃。
3月13日：清军抵达宁夏（今银川），费扬古率西路军已控制科布多至哈密商路，切断噶尔丹补给线。噶尔丹在走投无路下，于闰三月十三日（4月4日）服毒自杀。
战略影响：噶尔丹之死标志着清朝彻底平定准噶尔叛乱，喀尔喀蒙古正式纳入清朝版图，为乾隆年间彻底平定准噶尔（1755—1757年）扫清障碍。
四、时间线背后的战略逻辑：从应急防御到体系化征服
康熙三征噶尔丹的时间选择，体现清朝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征服”的战略转型：
首次征伐（1690年）：以“止损”为核心，通过速决战化解京师危机，但因指挥失误留下隐患。
二次征伐（1696年）：以“歼灭”为目标，通过三路合围实现战术包围，摧毁噶尔丹军事体系。
三次征伐（1697年）：以“瓦解”为手段，通过心理战与追歼战结合，彻底消除叛乱根源。
这种“防御-反击-征服”的三阶段战略，不仅依赖于康熙帝的军事才能，更得益于清朝在火器制造（如昭莫多之战中清军装备的“子母炮”）、后勤保障（如宁夏粮仓的建立）和情报系统（如策妄阿拉布坦的倒戈）上的综合优势。正如《清史稿》评价：“三征噶尔丹，康熙运筹帷幄，终成大一统之功。”这场持续七年的战争，最终以时间换空间，为清朝奠定1300万平方公里疆域奠定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