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末年那场血雨腥风的“八王之乱”中，河间王司马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既非这场动乱的最初发起者，也非最终赢家，却以反复无常的立场和关键节点的抉择，成为推动乱局恶化的重要推手。其人生轨迹，折射出西晋宗室权力争夺的残酷逻辑与历史必然性。
一、宗室背景：从太原王到河间王的身份跃迁
司马颙出身西晋宗室核心圈层，其家族谱系可追溯至司马懿家族：祖父司马孚是司马懿三弟，封安平献王；父亲司马瑰为太原烈王。他最初继承父亲太原王爵位，咸宁三年（277年）改封河间王，成为“八王”中唯一非司马懿直系后裔的参与者。这一特殊身份，既赋予他参与权力游戏的资格，也埋下其政治立场摇摆的伏笔——作为血缘较疏的宗室，他需通过军事功绩证明自身价值。
晋武帝司马炎对其评价颇高，曾赞其“可为诸王之表率”。这种认可源于司马颙早年的政治表现：元康初年（291年）任北中郎将监守邺城时，他以清廉爱士著称；元康九年（299年）镇守关中时，因突破“非至亲不得都督关中”的制度限制（石函之制），成为西晋中期少数能统率关中军事的宗室成员。这些经历塑造了他对权力扩张的渴望，也为其日后卷入乱局埋下伏笔。
二、投机逻辑：在权力真空中的反复押注
司马颙参与八王之乱的动机，本质是对政治红利的追逐。其决策模式呈现鲜明的“利益导向”特征：
当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时，司马颙最初选择支持合法性存疑的司马伦，派主簿房阳、张方擒杀响应齐王司马冏的夏侯奭，并逮捕司马冏使者送交洛阳。但当张方率军行至华阴时，闻悉司马冏、司马颖联军势大，立即派长史李含追回部队，转而响应二王讨逆。这种“见风使舵”的决策，使其在司马伦倒台后仍获晋升侍中、太尉之位。
齐王司马冏专权时期（302年）
永宁二年（302年），司马颙接受翊军校尉李含伪造的“密诏”，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讨伐司马冏。他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派李含率军驻阴盘（今陕西临潼），张方率前锋屯新安（今河南渑池），形成对洛阳的夹击之势。此战虽因长沙王司马乂的顽强抵抗未能速胜，但司马颙通过军事威慑巩固了自身地位。
长沙王司马乂掌权时期（303-304年）
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颙与司马颖联军近30万围攻洛阳，与司马乂展开长达数月的拉锯战。尽管司马乂以少胜多斩杀敌军六七万人，但因粮草断绝被迫投降。司马颙通过此战实现两大目标：其一，部将张方劫持晋惠帝至长安，掌握政治象征物；其二，废太子司马覃，立司马颖为皇太弟，构建新的权力中枢。
三、战略失误：过度依赖武力与内部猜忌
司马颙的败亡，源于其战略层面的双重致命错误：
军事依赖的单一性
其核心武力完全寄托于部将张方。张方虽以勇猛著称（曾率精兵七万攻洛阳），但性格残暴，入城后纵兵劫掠，甚至计划劫持惠帝迁都长安，引发朝野愤怒。永兴元年（304年），司马颙为平息众怒，听信参军毕垣谗言，密令郅辅杀害张方。此举虽短暂缓和矛盾，却导致军心涣散——张方旧部刁默、麋晃等相继反叛，关中大部沦陷。
政治联盟的脆弱性
司马颙与司马颖的联盟始终缺乏信任基础。当司马颖因骄奢淫逸失去人心后，司马颙未及时调整策略，反而继续支持其“皇太弟”地位，错失与东海王司马越和解的机会。永兴三年（306年），司马越以“奉迎大驾”为名起兵，司马颙派牵秀、马瞻等将领抵抗，但因内部离心（如马瞻迎司马颙回长安后，旋即被弘农太守裴暠击败），最终丧失所有据点。
四、悲剧结局：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光熙元年（306年），司马颙的命运迎来终局：在逃往太白山途中被南阳王司马模部将梁臣掐死，其三子亦被杀害。这一结局，既是其个人政治投机失败的必然，也是西晋宗室权力斗争逻辑的缩影——当司马氏家族陷入“谁也灭不了谁”的僵局时，任何局部胜利都难以转化为持久统治，最终只能共同走向毁灭。
司马颙的悲剧，在于他既无司马懿的隐忍谋略，又缺司马炎的制衡手腕，却妄图在宗室倾轧中独善其身。他的故事警示后人：在权力游戏中，单纯的投机主义或许能赢得一时之利，却终难逃脱历史规律的惩罚。当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的硝烟中崩塌时，司马颙的尸骨，不过是这场历史悲剧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