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体系的重要转折点，其考试内容历经多次改革，既继承了唐代科举的遗产，又通过调整科目设置与考核标准，塑造了“以文取士”的鲜明特征。从宋初的诗赋为主到王安石变法后的经义、策论并重，再到南宋时期对时务策的强化，考试内容的演变深刻反映了宋代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动态需求。
一、宋初科举：诗赋为核，科目繁复
宋初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唐制，考试科目分为常科与特科两大类。常科以进士科为核心，辅以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诸科，形成“进士得人为盛”的格局。这一时期，进士科考试内容以诗赋、论、策为主，辅以帖经与墨义。例如，进士科省试需完成诗赋各一首、论一篇、策五道，并帖《论语》10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10条。这种“诗赋为先”的考核方式，延续了唐代科举注重文学才情的传统，但也因过度强调形式而引发争议。
与此同时，诸科考试则侧重经典记忆与阐释。以九经科为例，考生需帖书120帖、对墨义60条，内容涵盖《诗》《书》《易》等九部儒家经典。五经科、三礼科等亦遵循类似模式，通过高强度记忆测试筛选通经之士。这种“以量取胜”的考核方式，虽强化了士人对经典的熟悉度，却也导致“记诵之学”盛行，抑制了创新思维。
二、庆历新政：策论崛起，诗赋退位
宋仁宗时期，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对科举考试内容发起首次重大改革。新政提出“精贡举”方案，核心目标是打破“诗赋取士”的僵化模式，转向以策论考核治国理政能力。具体措施包括：进士科先试策论后考诗赋，诸科在墨义之外增设“经旨”阐释环节，要求考生结合现实问题解读经典义理。这一改革旨在引导士子关注社会治理，而非单纯追求文学技巧。
苏轼在《上皇帝书》中明确反对“以诗赋记诵为贤”，主张“策论者，以经史为根柢，以时务为枢机”。庆历新政虽因保守派反对而失败，但其“重策论、轻诗赋”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后续改革。例如，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下令进士科“以策、论兼考之”，标志着策论正式成为核心科目。
三、王安石变法：经义独尊，通经致用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推行“熙宁新政”，对科举考试内容发起根本性变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废除明经诸科，仅保留进士科，并彻底重构考核体系：
取消诗赋、帖经、墨义：废除传统文学与记忆类科目，消除“记诵之学”对人才选拔的干扰。
专考经义、论、策：经义要求考生以儒家经典语句为题，结合现实问题撰写短文；论侧重对历史典故或人物的评论；策则针对时务提出解决方案，类似现代申论。例如，熙宁四年省试策问题目为：“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事同而功异，何也？”此类题目直接关联现实政治，考察考生的思辨与决策能力。
颁布《三经新义》：王安石亲自注解《诗经》《尚书》《周礼》，将其作为必读书目，统一思想标准，强化“通经致用”的导向。
此次改革使科举从“文学竞赛”转向“治国能力测试”，但也引发争议。苏轼批评《三经新义》“束缚思想”，司马光则主张恢复诗赋考试以平衡经义。尽管如此，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宋代科举“重经义、策论”的基本框架，影响深远。
四、南宋科举：时务策强化，务实导向凸显
南宋时期，科举考试内容进一步向现实问题倾斜。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规定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内容聚焦边疆治理、财政改革、民生政策等时务。例如，孝宗时期策问题目涉及“如何应对金朝威胁”“如何整顿漕运体系”等，要求考生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考试形式也趋于灵活。绍兴年间，制科六科调整为贤良方正、博达坟典、才识兼茂、详明政理、识洞韬略、军谋宏远，强化对治国才能的全方位考察。苏轼曾于嘉祐六年（1061年）通过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入三等，其《御试制科策》因深刻分析北宋积弊而成为科举改革范本。
五、考试内容演变的历史逻辑
宋朝科举考试内容的嬗变，本质是政治需求与文化传统博弈的结果。宋初延续诗赋考试，旨在通过文学才情筛选文化精英；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则试图突破“记诵之学”的局限，转向以治国能力为核心的标准；南宋对时务策的强化，则反映了内忧外患背景下对务实人才的需求。
这一过程也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经义、策论的考核标准更贴近现实，但易导致思想僵化；另一方面，诗赋考试虽被诟病为“形式主义”，却能激发文学创新。例如，王安石变法后，苏轼、黄庭坚等文学家仍通过制科入仕，证明科举改革并未完全扼杀文化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