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的动荡岁月里，西魏权臣宇文泰与谋士苏绰的密谈，因涉及“用贪官、反贪官”的权术逻辑，成为后世热议的经典政治寓言。尽管《北史》《周书》等正史未载具体对话内容，但这段虚构的对话却以“帝王之术”的标签，折射出古代统治者对权力巩固的深层焦虑，也为现代治理提供了反思的棱镜。
一、虚构对话的权谋逻辑：以贪制贪的“帝王术”
流传于网络的对话版本中，苏绰向宇文泰提出了一套看似矛盾的统治策略：用贪官以结其忠，反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其核心逻辑可拆解为三重：
利益捆绑与忠诚控制
苏绰认为，君主需通过“授权予贪”让官员获得私利，进而使其因利益依赖而效忠皇权。例如，官员若以权谋利，其把柄便掌握在君主手中，形成“利之所在，忠之所系”的隐性契约。这种逻辑将官员的忠诚简化为利益交换，忽视了道德约束的必要性。
反贪作为权力工具
当贪官威胁统治时，君主可通过“肃贪”名义清除异己，同时转移矛盾。苏绰指出：“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反贪在此成为驾驭官僚的“法宝”，既能巩固权力，又能赢得民心。
民怨的操控与转嫁
面对贪腐引发的民怨，君主需通过“祭起反贪大旗”将责任推给下属，甚至“杀贪官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这种策略将统治者置于道德高地，同时通过没收贪官财产充实国库，实现“不负搜刮之罪，而得搜刮之惠”。
二、历史语境的还原：苏绰的真实思想与西魏改革
尽管上述对话为后世附会，但苏绰作为西魏改革的核心设计者，其治国理念与虚构对话中的权谋逻辑截然相反。真实历史中的苏绰，是北周“六条诏书”的起草者，其改革主张以儒家德治为核心，强调“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
六条诏书：儒家德治的实践
苏绰在大统七年（541年）拟定的《六条诏书》，涵盖“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大方面，核心是“修身养性、道德教化”。例如，他主张“凡治民之体，先当治心”，认为官员需以清廉自律为表率，方能实现“王道荡荡”的治理目标。
制度创新：反对腐败的实质举措
苏绰在改革中推行“计账户籍法”，通过精简冗员、设置屯田、乡官等措施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同时抑制地方豪强对百姓的盘剥。这些举措与虚构对话中“纵容贪腐”的逻辑完全相悖，体现了其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富民强国”的务实精神。
个人品格：清廉自守的典范
史载苏绰“素性俭朴，不置产业，家无余财”，遇有贤才必竭力举荐。其子苏威后来成为隋朝名相，亦以清正著称。苏绰的家族传统与个人操守，进一步否定了虚构对话中“以贪制贪”的权谋叙事。
三、虚构对话的传播逻辑：权力焦虑与现代启示
虚构的“苏绰对话”之所以能广泛流传，根源在于其触碰了权力巩固的永恒命题。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常面临两难困境：清官可能因直言强项威胁皇权，贪官则因腐败侵蚀统治基础。苏绰对话的虚构者通过“用贪反贪”的悖论，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种极端解决方案，其本质是：
对人性阴暗面的放大
对话将官员的忠诚完全建立在利益交换之上，忽视了人性中正直、廉洁的一面。这种悲观假设虽能解释部分历史现象，但无法涵盖所有政治实践。例如，唐代魏征以谏言著称，其忠诚源于对“道统”的坚守，而非私利驱动。
权术思维的短期效应与长期风险
虚构对话中的策略在短期内或许能巩固权力，但长期来看，任用贪官会导致官场腐败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部分原因，即在于改革派内部腐败丛生，最终动摇变法根基。
现代治理的反思：制度与价值观的双重约束
与古代权术不同，现代国家治理强调制度建设与价值观引领的双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理念通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将制度约束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行为。例如，中国近年来推行的“监察体制改革”与“廉政文化建设”，正是对“权术治国”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