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明朝与后金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爆发了一场决定辽东命运的关键战役。此役中，明朝集结十一万大军分四路进攻后金，却遭后金六万精锐骑兵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重创。短短五天内，明军三路主力被全歼，仅一路侥幸撤退，而后金伤亡远低于明军。这场战役的伤亡对比，不仅暴露了明末军事体系的深层危机，更成为明清兴亡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一、明军伤亡：精锐尽失，辽东防线崩溃
1. 将领损失：名将凋零，指挥体系瘫痪
明军在此役中损失文武将领310余员，包括西路军主将杜松、东路军主将刘綎、北路军主将马林等核心将领。杜松为明末猛将，曾参与宁夏之役和朝鲜抗倭，却在萨尔浒之战中因轻敌冒进，被后金骑兵包围于萨尔浒山，全军覆没；刘綎以“刘大刀”闻名，作战勇猛，但因东路军行军缓慢，被后金假传军令诱入伏击圈，力战而亡；马林虽为名将之后，却在尚间崖之战中因指挥混乱，导致北路军溃散。此外，主帅杨镐因指挥失误被革职下狱，后被处死；南路军主将李如柏虽未直接参战，但因怯懦畏敌遭弹劾，最终自杀。明军将领层的集体覆灭，使其在辽东战场陷入“无将可用”的困境。
2. 士兵与物资损失：精锐尽丧，国力重创
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其中杜松部约2万人被歼灭，马林部溃散后伤亡数千人，刘綎部因深入敌后伤亡惨重。此外，明军还损失马、骡、驼28600余匹，枪炮火铳20000余支。这些物资的丧失，直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动员能力。例如，火器是明军对抗后金骑兵的重要手段，但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在辽东战场因缺乏火器支援，被迫转向防御战，逐渐丧失主动权。
3. 战略影响：从进攻到溃退，辽东局势逆转
萨尔浒之战前，明朝尚能主动出击后金；战后，明朝在辽东的军事行动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则由防御转为进攻。此后，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明朝退守辽西。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使明朝丧失了辽东的战略主动权，更导致财政压力剧增。为应对后金威胁，明朝不断增加军事开支，国库空虚，加速了明末财政崩溃的进程。
二、后金伤亡：以小搏大，军事优势确立
1. 伤亡数据争议：明方夸大与后金低损
关于后金伤亡，史料记载存在显著差异。明方奏报称斩杀后金2000余人，但这一数字可信度存疑。后金官方记载仅战死不足200人，且诸贝勒大臣无一损伤。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后金实际伤亡应在200至2000人之间。例如，满文老档记载后金战死200人，而明军斩获的后金兵民总数不超过3000人，且其中并无高级将领。这种低伤亡率，凸显了后金军队的战术优势与战斗效率。
2. 战术优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努尔哈赤针对明军四路分进的战略，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例如，西路军杜松部进军最快，努尔哈赤率主力迅速将其包围于萨尔浒山，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切断明军补给线，最终全歼该部；北路军马林部扎营于尚间崖，努尔哈赤分兵三路夹击，使其溃散；东路军刘綎部因行军缓慢，被后金假传军令诱入伏击圈，遭八旗骑兵围歼。这种战术不仅弥补了后金兵力上的劣势，更通过精准打击明军指挥系统，使其陷入混乱。
3. 战略收益：人口与资源扩张，后金崛起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不仅巩固了辽东根据地，更通过掠夺明军物资和俘虏人口，增强了自身实力。例如，后金在抚顺、开原、铁岭等战役中俘获大量汉人，将其编入八旗，充实了兵源；同时，掳获的牲畜、粮食和武器，缓解了后金的经济压力。据史料记载，后金在1618年至1622年间，通过战争获得了至少30万至40万人口，为其后续扩张奠定了基础。
三、伤亡对比背后的深层原因：制度、战术与国力的较量
1. 明军制度弊端：腐败与低效
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的失败，暴露了其军事制度的深层危机。例如，杨镐作为主帅，因急于求成，未等军队集结完毕便仓促出兵，导致各路军缺乏协同；同时，明军内部腐败严重，部分将领为私利虚报兵力，甚至用老弱病残充数，削弱了战斗力。此外，明军火器虽多，但因操作不当和后勤保障不足，在实战中未能发挥优势。
2. 后金战术创新：机动与情报优势
后金军队以骑兵为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努尔哈赤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快速集结和分散作战，使明军难以捕捉其主力。同时，后金建立了高效的情报系统，能够及时掌握明军动向。例如，在萨尔浒之战中，后金通过侦察兵获知明军四路分进的计划，从而制定针对性战术，最终实现以少胜多。
3. 国力对比：明朝衰落与后金崛起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交织，使其难以支撑长期战争。而努尔哈赤通过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后金政权，其人口、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萨尔浒之战前，后金已控制辽东大部分地区，并获得了大量资源，为其战胜明朝提供了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