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大地战火纷飞，而东南一隅的吴越国却以“保境安民”的国策，在乱世中开辟出一片相对安定的疆土。这个由钱镠创立的政权，虽疆域面积仅约15万平方公里，却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与政治智慧，成为五代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的割据势力之一。其疆域变迁与治理模式，不仅折射出南方政权的生存逻辑，更对后世江南地区的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疆域范围：从两浙十三州到“一军八十六县”
吴越国的疆域形成于唐末藩镇割据的动荡中。公元893年，钱镠因协助董昌平定杭州叛乱，被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掌控浙西地区；公元896年，他又击败割据绍兴的董昌，将浙江全境纳入版图。公元907年，后梁正式册封钱镠为吴越王，定都杭州，此时其疆域已涵盖越州（今绍兴）、湖州、苏州、婺州（今金华）、衢州、温州、福州等十三州，并包括“一军”（衣锦军，治所在今杭州临安）及八十六县。
至公元945年，南唐攻灭闽国后，吴越趁机夺取福州，疆域达到极盛。其版图东濒东海，南抵福建东北部，西至江西东部，北接淮南，大致覆盖今浙江省全境、江苏省东南部（苏州）、上海市及福建省东北部（福州），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这一面积虽不及北方强藩，却通过“守江必守淮”的地理屏障，构建起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单元。
二、地理禀赋：水网密布与“鱼米之乡”的根基
吴越国的疆域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境内河网纵横，太湖、钱塘江、瓯江等水系贯穿全境，既为农业灌溉提供便利，又支撑起繁荣的水上贸易。钱镠主政期间，组织民众修筑“捍海石塘”，抵御钱塘江潮水侵袭，使“近泽知田美”的膏腴之地得以开发。据《旧五代史》记载，吴越“渔盐桑蚕之利甲于江南”，杭州、苏州、越州等地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与手工业中心。
此外，吴越国通过控制长江口与杭州湾，掌控了南北贸易的咽喉要道。其与日本、朝鲜、东南亚的海外贸易频繁，出口瓷器、丝绸，进口香料、珠宝，使杭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种“以商养政”的模式，为吴越国在狭小疆域内维持长期稳定提供了经济支撑。
三、政治智慧：以“小国寡民”求存于乱世
吴越国的存续，与其“事大以安”的外交策略密不可分。钱镠深知“三面强敌环绕”的险境，始终尊中原王朝为正朔，先后向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称臣纳贡。例如，公元923年后唐灭后梁时，钱镠立即遣使进贡，获封“吴越国王”；公元975年，末代君主钱弘俶更亲率水师助北宋灭南唐，以换取政治庇护。
对内，吴越国推行“保境安民”的轻徭薄赋政策。钱镠在《钱氏家训》中强调“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禁止官员贪腐，鼓励农桑，使境内“文士荟萃，人才济济”。其子钱元瓘继位后，继续完善水利设施，在苏州、湖州等地兴修圩田，使吴越成为五代十国中少有的“无饥馑之患”的地区。
四、历史影响：江南繁荣的奠基者
公元978年，钱弘俶为避免战乱，“纳土归宋”，吴越国和平并入北宋版图。这一决策使两浙之地免遭兵燹，为南宋定都杭州埋下伏笔。北宋统一后，吴越故地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杭州更被誉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吴越国的遗产不仅体现在疆域之内。其推崇的佛教文化，催生了雷峰塔、保俶塔等佛教建筑；其重视教育的传统，使杭州成为五代十国中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更深远的是，《钱氏家训》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家训非遗项目，至今仍影响着钱氏后裔，培养出钱学森、钱伟长等杰出人才，延续着吴越国“重文教、兴实业”的精神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