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明朝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纷纷建造生祠?生祠有什么用吗?其实明代的生祠不仅是民众感念心声的传达，也是民众祈求祝祷的造神方式。百姓在报官员之恩德的同时，也是在报国家之恩德，“三公之德，非犹国家之功德乎?五云虽高，三德孔迩。民之所以报三公者，正其深于报国家也。”
因此，明人在生祠祠堂中的祷祝表现出了他们对地方人物祠祀的功利性。百姓通过祷祝实际上更渴望可以继续得到离任官员的现世荫护，亦借此表达他们对地方治理政策的选择。
而这一祷祝传统由来已久，当古代中国的百姓在遭受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之时，现实的无力感会让他们去主动寻求心灵的寄托，轻则通过烧香叩头、焚香供祭等他们认为真诚的方式，甚至辅以贡品、日夜祷告，重则捐资修庙、再塑金身等，希冀借此可以收到崇拜鬼神的实惠，即鬼神因他们祷祝的诚意，会实现他们在现世的请求。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与鬼神进行利益上的互换，以此来缓解现实的压力，这些无一不被打上功利的烙印。
“造神”——半人半神
明代生祠之设，有“报功”与“祷祀”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地方民众借此表达对地方官惠政的感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目的，即为自己的未来祷祀求福。出于这种目的，地方民众逐步形成了对生祠祠主的“偶像崇拜”，使生祠祠主实现了由“人”到“半神”的转化。从明代生祠祠祀中采用单独立祠的“专祠”、采取“偶像崇拜”的“塑像”祭拜以及生祠的命名方式等都可见一斑。这些“造神运动”加强了生祠在思想意义上的功用。
当百姓开始追崇、仰慕地方官时，体现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缺失和依赖。南赣地处闽粤湘赣四省交界处，远在边陲地带，地处偏僻、地理环境恶劣，官方命令实难远及。各省之间又相互推诿，地方官府行政能力更是日趋薄弱，使南赣成为三不管地带。所以，南赣多盗，难以管控，自唐宋以来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成为匪寇横行之地。
正德年间(1506-1521)，乡民好讼斗狠、不通教化，经济失调、社会失范、乡民失德，陷入空前混乱。南安大庾人王銮记：“弘治以来，势益猖獗，垌野外公然夺民田虞耕种，攻劫虞掠，侵犯(上)犹、(大)庾，几陷南康城，官民能奠枕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曾言：“正德浊乱，群盗峰起”这些盗贼“肆为剽掠，荼毒生灵，良善苦之”。南赣盗乱逐渐成为明王朝的一大心患，历任官员对此地盗匪治理的无能为力，使得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另募官员。王守仁(1472-1529)，成化八年(1472)出生于浙江绍兴余姚县。
巡抚王阳明一上任，立即对盗贼“差官抚插”，呼吁盗贼“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自取戮灭。”认为只要将盗贼安插，加以编户齐民，盗贼再叛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许多。王阳明对南赣地区的治理主要采取以盗治盗、恩威并施的手段。治理盗贼后，为进一步防范盗贼、规范社会秩序，积极筑城设县。
明儒王畿相当盛赞巡抚王阳明在南赣地区的施政，曾言：“先师疏请得假便宜，横水、桶冈、浰头以次削平，或剿或抚，建官设县，屯兵立堡，渐为良民。”可见在盗贼或剿或抚后，积极筑城虽是被动性防御，但其举措却可让居民安心无惧，故时人云：“国以民为命脉，民视城郭为命脉。”此后“南赣至此无警矣。
为了更好的治理南赣地区，还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如十家牌法，王阳明顾虑地方乡野盗贼充斥，“念御外之策，必以治内为先”。因此南赣乡约是继“十家牌法”后，因而订立数条共同遵守的实施办法，以求“同约之民，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此外，阳明深深有感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清同治《南安府志》谓阳明“立社学以训童蒙，为谕俗文以化顽梗。这些转变无一不表明王守仁在南安兴办社学、推行乡约取得的良好效果。
凡有功于国家、惠爱百姓的官员，国家允许地方官府、百姓立祠表彰，以实践国家倡导的崇德报功。王守仁在南赣“盗区”的种种举措，改变了南赣盗贼频频、百姓困苦的日子。百姓为感念王守仁，凡是王守仁生前行经、平乱、过化的地方，皆立生祠以祀，以此铭记王守仁的捍患平乱之功，感念其施民教化之德。
正德十二年(1517)，王守仁平定南安府横水桶冈贼乱后，南安百姓无不兴悦，对解救他们与盗贼之中的王守仁甚是感激，争相为王守仁建立生祠以表感念之情，并在此后的一两年相继完工。作为府治之地的大庾县是最早修建好都宪阳明王公生祠的，“正德丁丑间公削平寇乱，民感其德，捐赀建之”。
祠址在儒学棂星门右。于是南康都宪王公生祠在次年(1518)便落成于明伦堂左，以图与学宫相悠久矣。在南安各县不少乡里的祠堂内，百姓也纷纷塑阳明像以“岁时尸祝”。甚至在偏远地区，百姓也在家里为王阳明设立简易神位，挂其肖像早晚祭拜，以此表达对王阳明“生同再造”“如赤子之见慈母”的感戴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