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1644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明初废丞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同时也为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伏笔。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明朝十六帝，如果要说谁该为明朝的灭亡负责，我想大家恐怕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如果要说明朝衰落的根源，个人认为这个责任恐怕要落在明宣宗朱瞻基身上了。朱瞻基作为明朝历史上第五位皇帝，虽然在位时间仅有短短十年，但却一手缔造了“仁宣之治”，因而史学家们给予了他“功绩堪比文景”的高度评价。
然而，明朝在其手中国力达到鼎盛不假，可他在位期间的一系列改革，却同时也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三大祸根，明朝中期以后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根源都直指明宣宗在位期间的改革。
祸根之一：设内书堂和司礼监秉笔掌印太监，为宦官乱政埋下了隐患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汲取了前朝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因而在立国之初便对宦官做出了极为严格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宦官任职不许超过四平等等。然而，这一系列政策，都被明宣宗所打破。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为了让宦官帮助自己处理文件，尤其是事关皇帝的私人文件，下旨于内廷设立“内书堂”，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使其接受一定的正规教育。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又制定由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这一改变，使得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够达到学识通晓古今，拟旨援笔立就的地步。
明朝刘若愚在《酌中志·内臣职掌纪略》中写道，“内书堂读书，自宣德 年间创建。始命大学士 陈山教授之，后以词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此举无疑打破了明太祖朱元璋不许宦官识字的规定。
也正是由此开始，明朝的权力运行方式开始正式确立，即“票拟”、“批红”制度。凡是朝中大事，先由通政使司汇总，由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由内阁草拟处理意见，以笔墨写于票签上，然后与奏折一起呈送皇帝批准，这个过程被称为“票拟”。皇帝则根据内阁拟定的意见，做出最终决策，以朱笔批示，这个过程被称为“批红”，亦称“朱批”。
原来，太监在其中只承担着呈送和传达奏折的职务，然而由于皇帝精力太过有限，无力处理大量奏折，于是明宣宗便又设立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两个职位，任用宠信太监代为批阅奏章，此举无疑直接赋予了宦官干政的权力。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宦官固然还在其掌控之中，然而宦官识字和干政的口子却已经被打开，此后随着皇帝怠政日益严重，司礼监太监权力开始不断扩大，直接通过“批红”之权对外廷形成钳制。明宣宗之后，大太监王振的迅速崛起，便是典型恶果。
祸根之二：内阁力压六部成为百官之首，为内外廷之争埋下隐患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职，其根本原因便是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消灭绵延上千年的皇权与相权之争。此后，由于皇帝处理政务太多，明成祖朱棣正式设立内阁辅佐皇帝，由此朝中大权一分为三，内阁负责提供建议，再由皇帝进行决策，最后交由六部等衙门予以执行，即皇帝掌握决策权，内阁掌握议政权，六部等衙门则掌握行政权。
早期的内阁，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个咨询机构，朝廷明确规定“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也就是说内阁学士只负责向皇帝提供建议以供参考，不承担其他职责，且官职品级相对较低，然而这一情况却在仁宣年间被改变。
明仁宗时，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因此这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而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则延续了这种设置。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黄淮保留了户部尚书，而金幼孜则保留了礼部尚书。如此一来，内阁在拥有议政权的同时，也开始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内阁权力扩大自此而始。
与此同时，由于内阁大学士很多人都是帝师出身，或者说是前朝重臣，因此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开始受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对于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皇帝大多予以采纳和通过，而且不再召见其他官员进行商议，这又使得内阁掌握了一定的决策权。
于是乎，经过仁宣两朝的发展，内阁权力开始逐渐凌驾于六部之上，到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年间，随着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此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不仅正式开始成为统领百官的外廷之首，而且较之于前朝的丞相之权更甚。
虽然内阁权力的扩大，在明英宗朱祁镇末年有所反复，但其权力的大肆扩张却已成定局，到成化、弘治年间，内阁实际已经成为了足够对抗皇权的文官集团代表。此举的恶果便是，由于内阁权力太大，不仅形成了文强武弱的局面，而且对皇权形成压制，导致明朝中期以后皇帝与外廷关系势同水火，无力对抗的皇帝只能通过大肆任用宦官和厂卫来对抗外廷。
祸根之三：为发展经济实行战略收缩，倭寇崛起、辽东局势恶化皆源于此
明朝初期，为了对付北元残余势力，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皆多次发动北伐，这使得仁宣两朝时明朝北部边境相对较为安定。然而，由于永乐年间朝廷多次对外用兵，导致明朝国力损耗一度极为严重，因此仁宣年间明朝开始逐渐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尤其是明宣宗时期开始全面实行战略收缩，这主要集中于南北两个方面。
在南方，明成祖朱棣时将安南纳入统治，但由于明朝对安南的统治存在的各种问题，导致安南叛乱时常爆发，而朝廷却无法从安南得到足够的赋税收入，因此当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镇压安南叛乱失败后，明宣宗于宣德二年(1427年)正式废除交阯布政司，就此放弃了对安南的统治。
明宣宗放弃安南，终止下西洋之举，虽然为明朝节省了大量开支，但明朝也就此丧失了经略西洋与南洋的跳板，此后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国逐渐脱离明朝控制。此举还招来了两个更为严重的恶果，那便是明朝中期以后沿海和南洋海盗的崛起，以及明朝后期西方势力趁机介入印度洋和东南亚。
在北方，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之后，鞑靼就此一蹶不振，而瓦剌却趁机崛起。在瓦剌的打击下，鞑靼被迫不断东迁，结果又遭到兀良哈各卫的抵抗，鞑靼太师阿鲁台无奈之下只得被迫与明廷修好，然而由于明朝实行战略收缩，导致虚弱的阿鲁台并未获得明朝实质性的帮助，结果鞑靼在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一败涂地，瓦剌遂成为草原新的霸主。瓦剌全面崛起后，开始不断袭扰明朝边境，最终酿成了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土木堡之变”。
与此同时，随着明朝的战略收缩，兀良哈三卫也从宣德五年(1430年)开始南迁，并且与明朝时常爆发冲突，明宣宗北巡期间便曾率三千兵马与其交战，然而经过长期的斗争，朵颜三卫最终还是占据了大宁地区，并最终于正统初年驻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潇河、老哈河一带，开始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
更为要命的是，明宣宗在辽东的战略收缩。宣德五年(1430年)，阳武侯薛禄建议将边境防务集中于开平一带，而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要知道，明朝对辽东的统治本就不强，结果在失去了兀良哈三卫的屏障的同时，又将开平前沿全部放弃，最终导致明朝在辽东全面陷入被动，最终为经营辽东失败埋下了伏笔，明末辽东局势的持续恶化，便是源于此。
纵观明朝历史，宦官干政乱政，文官宦官之争，倭寇袭扰沿海，辽东后金崛起，可以说是明朝中期以来面临的几个最为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要细究根源，无一不是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埋下的祸根。
因此，个人认为，明朝十六帝之中，明宣宗朱瞻基才是明朝衰亡的根源。当然，或许有人会说，朱瞻基的改革固然有问题，但后世皇帝为何不进行改变呢?要知道，在古代皇权社会，“祖制”这个东西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