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以散文著称，其人生轨迹与文学成就交织着传奇色彩。以下从轶事典故与后世评价两个维度，还原这位文豪的真实形象。
一、轶事典故：从浪子到文豪的蜕变
1. 认墨为糖：痴迷读书的极端写照
苏洵年轻时游历四方，直至27岁方发愤读书。相传某年端午节，程夫人送去粽子与白糖，待午时收拾盘碟时，发现糖碟未动，砚台四周却散落糯米粒，苏洵嘴边更是黑白斑驳——原来他蘸墨吃粽，竟将砚台误作糖碟。这一细节生动展现了其读书时的专注与忘我，也印证了《宋史》中“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的记载。
2. 焚稿奋发：破釜沉舟的文学革命
苏洵在整理旧作时，因不满自身文采，将数百篇书稿付之一炬。他转而研读《论语》《孟子》及韩愈文章，闭门苦读六七年，直至“笔力老成”。这种自我否定的勇气，使其散文风格从堆砌辞藻转向雄辩犀利，代表作《六国论》中“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的警示，正是其思想深度的体现。
3. 编写族谱：从游历到治学的转折
二哥苏涣曾以“纸上山川”难写为由，激发苏洵编写族谱的兴趣。通过查阅眉州程家、史家谱牒及眉州府案卷，他追溯至唐代刺史苏味道、汉代苏建与苏武兄弟，甚至先秦苏秦。这一过程不仅让他系统研读《史记》《汉书》，更促使其从游历者转变为学者，为日后文学创作奠定基础。
4. 道观祈嗣：道教影响下的家庭观
苏洵信奉道教，曾以玉环换回张仙画像，每日焚香祈求子嗣，最终得苏轼、苏辙二子。这一典故既反映宋代崇道之风，也暗示其教育理念中的超脱与包容。他让儿子研读《庄子》，并请道士张易简为师，这种开放的教育方式，培养了苏轼、苏辙的豁达性格。
二、后世评价：从科举失意者到文学巨匠
1. 科举失意者的逆袭
苏洵虽屡试不第，但其文学成就远超仕途。欧阳修称其文“博辩宏伟，纵横上下”，曾巩赞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嘉祐元年（1056年），他携二子入京，欧阳修读其《衡论》《权书》后，盛赞可与刘向、贾谊媲美，并上《荐布衣苏洵状》，使其名动京师。当时流传“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足见其文风对科举的影响。
2. 文学风格的革新者
苏洵散文以雄辩著称，兼具荀子的严谨与战国纵横家的犀利。其《权书》十篇分析兵法战略，《衡论》十篇探讨治国理政，均体现“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叶梦得评价其文“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毛泽东则以“大河深溪”喻其笔力，既肯定其思想深度，亦暗含对其文风过于峻切的微词。
3. 教育理念的践行者
作为父亲，苏洵的教育方式独具匠心。他通过“藏书诱读”激发苏轼、苏辙的好奇心，最终培养出一代文豪。苏轼在《张白云诗跋》中回忆，幼时与父游居岷山，受道士张易简影响颇深。这种将道家思想融入教育的实践，使三苏文学均带有超脱世俗的特质。
4. 历史地位的争议与确认
尽管苏洵科举不顺，但其文学地位在宋代已获认可。嘉祐五年（1060年），他受命修撰《太常因革礼》，完成百卷礼书。治平三年（1066年）病逝后，欧阳修为其撰写墓志铭，张方平作墓表，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明代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更将三苏合为一家，使其成为古文运动的标杆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