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项族群的历史长河中，抢婚习俗与部落纷争交织，塑造了无数女性的悲剧人生。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生母卫慕双羊，便因卷入吐蕃六谷部与党项卫慕氏的权力斗争，成为这一历史传统的牺牲品。她的被掳经历不仅折射出党项社会的野蛮与动荡，更揭示了女性在权力漩涡中的脆弱地位。
一、被掳事件：吐蕃六谷部的突袭与卫慕双羊的命运转折
据《西夏书事》及后世研究考证，北宋天圣年间（约1023-1032年），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削弱党项势力，率军突袭党项卫慕氏部落。卫慕双羊作为卫慕氏核心成员，在战乱中被掳至六谷部驻地。这一事件与党项内部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卫慕氏与李德明家族的联姻本为巩固统治，但吐蕃势力试图通过掳掠其核心成员打破权力平衡。
被掳期间，卫慕双羊被迫成为潘罗支的妻子，并诞下一子司都多厄。这一经历在党项抢婚习俗中具有典型性：女性被视为部落间争夺的“战略资源”，其生育能力更被视为扩大族群影响力的工具。司都多厄的出生，既是卫慕双羊个人悲剧的延续，也是吐蕃六谷部试图通过血缘纽带渗透党项高层的政治操作。
二、权力博弈：被掳背后的党项与吐蕃角力
卫慕双羊的被掳，本质上是党项卫慕氏与吐蕃六谷部争夺河西走廊控制权的缩影。北宋天圣年间，李德明通过“联辽睦宋”政策逐步统一党项各部，而吐蕃六谷部则盘踞凉州（今甘肃武威），与党项形成对峙。潘罗支掳掠卫慕双羊，既是对李德明扩张势力的直接挑衅，也是试图通过控制其家族成员获取政治筹码。
这一事件对党项内部产生深远影响：
卫慕氏衰落：卫慕双羊被掳后，卫慕氏在党项贵族中的影响力骤降，为李元昊日后清洗外戚埋下伏笔。
李德明应对：为稳定局势，李德明加速营建兴州（今宁夏银川）作为新都，并通过军事行动压制吐蕃势力，最终夺回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
李元昊的复仇：1034年，李元昊继位后以“谋逆”罪名诛灭卫慕氏全族，包括其生母卫慕双羊。这一极端行为既是对卫慕氏衰落的补刀，也是李元昊树立绝对权威的政治表演。
三、历史回响：被掳事件对西夏政治的长期影响
卫慕双羊的被掳与死亡，成为西夏初期权力斗争的标志性事件，其影响贯穿整个西夏历史：
外戚专权的终结：李元昊通过清洗卫慕氏，彻底打破党项“母族干政”的传统，为野利氏、没藏氏等新贵族崛起创造条件。
抢婚习俗的延续：党项社会长期盛行抢婚，李元昊本人即多次抢夺部族女性为妻。卫慕双羊的遭遇成为这一习俗的极端案例，反映女性在党项社会中的工具化地位。
民族关系的恶化：吐蕃六谷部与党项的冲突，加剧了西夏与周边民族的矛盾。1036年，李元昊灭甘州回鹘后，进一步巩固对河西走廊的统治，但与吐蕃的战争持续至西夏中期。
四、女性命运的镜像：卫慕双羊与西夏权力结构
卫慕双羊的一生，是党项女性在权力结构中边缘化的缩影：
作为政治联姻工具：她早年嫁予李德明，是卫慕氏与李氏家族结盟的象征；
作为权力斗争牺牲品：被掳期间沦为吐蕃的政治筹码，归国后又被亲生儿子毒杀；
作为历史叙事的缺席者：正史对她的记载仅寥寥数语，其个人意志与情感完全被权力叙事掩盖。
这种命运轨迹，在西夏历史上不断重演。李元昊的皇后野利氏、没藏氏，乃至后来的梁太后，均陷入“联姻-掌权-被诛”的循环。卫慕双羊的悲剧，本质上是父权制与部落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