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二月，一场特殊的君臣对话在宫廷中展开。时任宰相的萧嵩跪伏在地，泪流满面地向皇帝恳求辞去相位：“臣蒙圣上深恩厚泽，当了这个不甚称职的宰相，富贵宠荣已极。现在陛下还没有厌恶我，我可以从容引退；若等到陛下厌恶老臣时，恐怕连脑袋也保不住了，那时如何谈得上辞退呢？”这番看似矛盾的表白，既透露出萧嵩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也折射出盛唐政治生态中宰相群体的生存困境。
一、从“虚有其表”到“无能之能臣”：萧嵩的仕途悖论
萧嵩的仕途轨迹堪称唐朝官场的独特样本。这位出身南朝梁皇族后裔的官员，凭借俊美外形与端庄仪态，在青年时期便被陆象先引荐入仕，迅速从监察御史升至殿中侍御史。然而，他的政治才能始终饱受争议：开元初年担任中书舍人时，因修改诏书将“国之瑰宝”仅改为“国之珍宝”，被唐玄宗当面斥为“虚有其表”；与韩休同为宰相期间，两人因政见不合多次在御前激烈争论，更暴露出他缺乏政治决断力的短板。
但历史总在矛盾中推进。当吐蕃大军压境、河西节度使王君廓战死后，萧嵩临危受命节度河西。他通过重用裴宽、郭虚己、牛仙客等务实之才，修筑城防、安抚百姓，更以反间计除掉吐蕃名将悉诺逻恭禄，最终在祁连城下大破敌军。这场战役不仅扭转了西北战局，更让玄宗重新审视这位“庸相”的价值——正如姚崇早年预言：“萧嵩虽寡学术，然务于大略，终当致远。”
二、君相博弈：盛世宰相的生存困境
萧嵩的宰相生涯始终笼罩在皇权阴影之下。开元十七年（729年）晋封徐国公时，玄宗将女儿新昌公主许配其子萧衡，通过联姻将萧氏家族纳入皇权体系。这种“亲家政治”既巩固了萧嵩的地位，也使其成为皇权附庸。当他在河西立下战功后，玄宗特意在定鼎门外设宴送行，并赋诗慰劳，这种超规格礼遇背后，实则是将边疆军政大权托付给“自己人”的政治考量。
然而，皇权的庇佑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开元二十一年裴光庭去世后，玄宗命萧嵩推荐宰相人选，他推举韩休补缺。但韩休入相后，因坚持儒家正义，屡次在御前与萧嵩争执，甚至当面指责其施政缺陷。这种“二相争论”虽未动摇国本，却让玄宗开始审视宰相团队的稳定性。更致命的是，萧嵩始终无法突破“庸才”标签——他虽能稳定边疆，却缺乏改革内政的魄力；虽能调和矛盾，却难有开创性政绩。在玄宗追求“开元盛世”的雄心面前，这种“无能之能臣”的定位逐渐显得不合时宜。
三、辞相背后的政治智慧：以退为进的生存哲学
萧嵩的辞相请求，本质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博弈。首先，他精准把握了玄宗的心理：当皇帝安慰“我没有讨厌你”时，萧嵩立即以“若被厌恶则性命不保”回应，既表达对皇权的敬畏，又暗示自身处境的危险。这种“以危求安”的策略，成功唤起玄宗的恻隐之心，最终获得右丞相的虚职保留。
其次，辞相行为符合唐朝宰相群体的生存逻辑。自高宗以来，唐朝宰相任期普遍较短，权相李林甫虽执政十九年，但靠的是排除异己与迎合上意。萧嵩深知自己既无李林甫的权谋，也无姚崇、宋璟的政绩，唯有主动退让才能保全家族。事实上，他在辞相后仍以太子太师身份参与朝政，其子萧衡更因驸马身份持续影响皇室决策，这种“退而不隐”的策略，恰恰是盛唐权贵维持影响力的典型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