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名士如云。在这片乱世中，一位以“狂”闻名的文人——祢衡，以恃才傲物的姿态闯入历史舞台，最终以二十六岁的生命为代价，书写了一段充满矛盾与悲情的传奇。他的故事，既是个体性格的极端展现，也是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的缩影。
一、名士本色：才情与傲骨的共生体
祢衡（173-198年），字正平，平原郡般县（今山东临邑）人。他自幼聪慧过人，过目不忘，成年后以辞赋见长，尤以《鹦鹉赋》闻名。此赋借鹦鹉自喻，抒发怀才不遇之愤，状物细腻、情感深沉，被誉为汉末抒情小赋的巅峰之作。孔融曾赞其“淑质贞亮，英才卓砾”，更以“颜回不死，仲尼复生”形容其才学，二人结为忘年之交，足见祢衡的文学地位。
然而，祢衡的才华并未转化为仕途的坦途。他性格刚直，目空一切，对权贵毫无敬畏。建安初年，他游学许都，怀揣名刺却因“不屑结交庸人”而致字迹模糊，未得任用。当被问及为何不投奔陈群、司马朗时，他竟讥讽道：“吾岂能与屠沽儿为伍？”这种尖锐的言辞，既展现了名士的清高，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二、击鼓骂曹：以狂傲对抗权力的名场面
曹操掌权后，孔融多次举荐祢衡。曹操虽慕其才，却因祢衡的狂言“狂病未愈”而心生芥蒂。为羞辱祢衡，曹操强命其任鼓史。在一次宴会上，祢衡当众裸身击鼓，以《渔阳三挝》的悲壮鼓曲反讽曹操，并高呼：“清白之躯，何污之有？”此举令曹操颜面尽失，却因惜其才名未下杀手，转而将其遣送荆州刘表处。
这一事件被后世演绎为“击鼓骂曹”的经典桥段，既凸显了祢衡不畏强权的勇气，也暴露了其缺乏政治智慧的致命缺陷。正如《三国志》所言，祢衡的狂放是“名士率真”的极端表现，但在乱世中，这种率真无异于自毁前程。
三、流离三地：从刘表到黄祖的必然结局
祢衡的狂傲并未因环境改变而收敛。在荆州，他虽受刘表礼遇，却因撕毁他人起草的文书、当众讥讽刘表“心胸狭窄”而被转送江夏黄祖处。黄祖初时对其才学颇为赏识，甚至赞其文稿“如祖腹中之所欲言”。然而，祢衡的老毛病再次发作——在一次宴会上，他竟当众辱骂黄祖为“死老头”，终被盛怒之下的黄祖斩杀。
这一结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刘表将祢衡转送黄祖，实为借刀杀人之计；而黄祖的暴躁性格，更成为压垮祢衡的最后一根稻草。祢衡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未能理解：在权力游戏中，才华可以是入场券，但绝非护身符。
四、历史回响：狂士精神的双重评价
后世对祢衡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支持者视其为“不媚权贵、坚守气节”的文人典范，其《鹦鹉赋》与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共同开创了汉魏文学“风骨”传统；批评者则斥其“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认为其性格缺陷导致必然失败。
从现代视角看，祢衡的狂放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名士群体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反映了东汉末年思想解放的潮流；另一方面，它也是知识分子在政治夹缝中生存困境的极端表达。祢衡的悲剧，本质上是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激烈碰撞。
五、余论：狂士之死的时代启示
祢衡的一生，是才华与性格、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博弈。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权力场中，个性可以是锋利的剑，但若缺乏鞘的约束，终将伤人伤己。东汉末年的乱世，既需要祢衡式的批判者揭露黑暗，也要求他们具备在复杂政治中生存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