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然而，这位造反十五年、横扫中原的农民领袖，仅在紫禁城武英殿坐了42天“龙椅”，便在4月29日仓皇称帝后连夜撤离。这场戏剧性的溃败，既是个人战略失误的集中爆发，更是农民阶级局限性在历史转折点的必然显现。
一、起义基因：天灾人祸催生的“均田免粮”革命
李自成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陕北连年大旱与苛税叠加的生存危机。1628年，陕西全境遭遇极端干旱，颗粒无收，而明廷为筹措“辽饷”“剿饷”却加征三倍田赋。米脂县农民李自成因交不起税被戴枷游街，妻子遭县衙恶棍霸占，最终杀死地主艾诏后投奔起义军。这种个体悲剧在1630年代演变为席卷北方的农民战争——1640年河南灾荒中，饥民“食草根、树皮殆尽，乃相聚为盗”，李自成趁机提出“均田免粮”口号，瞬间点燃了底层民众的反抗怒火。
“均田免粮”绝非空洞口号，而是具有现实操作性的革命纲领。1641年攻破洛阳后，李自成当众处决福王朱常洵，将福王府粮食“除留军用外，悉以赈民”，并在河南实行“三年免征”政策。民间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的传唱，印证了这一政策对农民的强大吸引力。1643年襄阳建政时，李自成已形成完整的政权架构：设六政府部、置五军都督府，牛金星任左辅、李岩为制将军，读书人群体开始系统化参与政权建设。
二、战略失误：追赃助饷与吴三桂事件的连锁崩塌
1644年攻入北京后，李自成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军饷筹措。大顺政权未建立有效赋税体系，却需维持数十万军队的给养。刘宗敏主导的“追赃助饷”政策，按官员品级勒索钱财：三品以上官员“一律发往各营追赃助饷”，四品以下“自动捐银助饷”。这种暴力征收导致7000万两白银入账，却彻底激化了统治阶层矛盾——前明官员从恭顺转向仇恨，士大夫群体开始集体倒戈。
吴三桂事件成为压垮大顺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在山海关按兵不动时，曾试图以高官厚禄招降，甚至派唐通携四万两白银犒军。但刘宗敏追赃时扣押吴三桂之父吴襄，并传言霸占其爱妾陈圆圆，直接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戏剧性转折。4月21日山海关决战中，吴三桂与清军联合，八旗铁骑从侧翼突袭，大顺军“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刘宗敏受伤，李自成仅带残部逃回北京。
三、政权基因：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大顺政权的崩溃本质上是农民阶级无法突破的历史困局。首先，政权建设存在致命缺陷：未建立稳固根据地，1644年攻占北京后未及时巩固黄河流域统治，反而分散兵力追击吴三桂；其次，统治集团迅速腐化，刘宗敏等将领“假公济私，侵占官员房舍田地”，李自成甚至处决建议“联清抗明”的李岩，导致内部离心；最后，战略眼光严重缺失，对关外清军威胁估计不足，未在山海关部署重兵，反而放任吴三桂撤入关内。
与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的持久战略相比，李自成的政权更像一场“流寇式”的军事冒险。1645年潼关之战中，大顺军“激战半月，兵败南逃”，最终在湖北九宫山被乡兵误杀。这个结局印证了顾诚在《南明史》中的判断：“大顺政权没有完成从流寇到正规政权的转型，其失败具有必然性。”
四、历史回响：农民革命的双重遗产
李自成的溃败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正面看，“均田免粮”思想成为后世农民起义的旗帜，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直接继承其土地改革理念；负面看，政权建设的短视与统治集团的腐化，为后世提供了“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经典案例。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
从米脂县驿站马夫到紫禁城短暂“皇帝”，李自成的人生轨迹折射出农民阶级在历史转折期的挣扎与局限。他的溃败不是个人能力的失败，而是一个阶级在突破自身天花板时必然遭遇的困境。当清军铁骑踏破山海关的那一刻，中国历史完成了又一次残酷的权力更迭，而李自成的故事，则永远定格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轮回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