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宋文坛“唐宋八大家”中独具一格的存在，曾巩（1019-1083）以“古雅、平正、冲和”的文风与“醇儒”风范，在文学革新、教育实践与儒学传承领域留下深刻印记。他的一生，既是个人品格与时代精神的交融，更是北宋文化转型期的缩影。
一、文学革新：古雅文脉的承续者
（一）古文运动的实践先锋
曾巩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核心参与者，其文学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直接承袭韩愈“文以明道”的精髓。他反对西昆体浮华之风，主张文章应“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形成质朴温厚、章法严谨的独特风格。苏轼曾赞其文“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朱熹更评价“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
（二）文体创新的多元探索
记体散文的典范：其《墨池记》《道山亭记》等作品，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开创“以物载道”的叙事范式。如《越州赵公救灾记》通过详实数据与官员举措的对比，展现“经世致用”的写作理念，成为后世官方文书的范本。
议论散文的深度：《唐论》以“先王之治”为标尺，剖析唐太宗政治得失，笔调跌宕起伏，句式长短奇偶相间，体现“剖析微言，阐明疑义”的思辨力量。
诗风的质朴超逸：存诗400余首，以七绝成就最高，如《西楼》“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语言清新而意境雄浑，兼具唐人神韵与宋诗理趣。
（三）文献整理的学术贡献
任馆阁校勘期间，曾巩校订《战国策》《说苑》《李太白集》等古籍，增补《战国策》11篇、《李白集》200余首，为中华文化传承立下不朽功勋。其《元丰类稿》50卷与《隆平集》20卷，成为研究北宋文学与史学的珍贵资料。
二、教育实践：兴学育才的躬行者
（一）书院教育的开创
1057年，曾巩与弟曾布在临川创办“兴鲁书院”，亲定学规、执教席，吸引八方学子。书院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兼修史学与策论，培养陈师道、王无咎等名儒，形成“南丰学派”的雏形。
（二）地方教化的推动
任地方官期间，曾巩将教育视为治本之策：
齐州：修缮北水门、疏浚大明湖，改善环境的同时兴建学舍，使“士民向学，文风日盛”。
福州：整顿佛寺，革除官府指派住持的弊端，改由僧众推举，并严禁官吏勒索，维护宗教场所的学术独立性。
洪州：瘟疫肆虐时，他腾出官舍收治病患，供给衣食医药，同时组织医师培训，将公共卫生与教育结合。
（三）家学传承的典范
曾巩以“孝友”著称，父亡后独力抚养四弟九妹，甚至为弟妹婚嫁“宦学昏嫁，一出其力”。他通过《读书》等诗作教导子弟，其家训“励其志、坚其守、广其学”成为南丰曾氏“七进士、十九位举人”家族文化的重要基石。
三、儒学传承：中庸之道的践行者
（一）思想体系的构建
曾巩深信孔孟之道，主张“致诚”与“中庸”，认为道德修养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他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提出“蓄道德而能文章”，强调文人应兼具社会责任感与艺术创造力。
（二）政治理念的实践
任地方官时，曾巩将儒学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
经济：在越州推行“平粜法”，禁止官员中饱私囊，减轻百姓负担。
法律：在襄州断案时，以“天狗办公事”的幽默化解贪吏索贿，体现“法依实情而变”的务实态度。
文化：在福州废除州府售菜牟利制度，践行“不与民争利”的儒家经济观。
（三）历史观的批判性
《唐论》中，曾巩以“先王之治”为理想标杆，批判唐太宗虽具“天下之志”“天下之材”，但因礼乐制度、庠序教育未备，终不及三代之治。这种“颂古非今”的笔法，实则暗含对北宋政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