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西汉景帝三年，一场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口号的叛乱席卷中原。吴王刘濞联合楚、赵等六国，以三十万大军直逼长安。这场被称为“七国之乱”的危机，最终以汉军三个月平定叛乱告终，但核心导火索——御史大夫晁错，却在叛乱爆发后被腰斩于东市汉景帝此举究竟是为了平息叛乱，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牺牲？历史真相远比表面复杂。
一、削藩策：晁错的理想与现实困境
晁错是汉文帝时期太子刘启的老师，以法家思想为核心，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他目睹诸侯王势力膨胀：吴王刘濞私铸货币、垄断盐铁，楚王刘戊跨三郡称雄，胶西等国私兵数万。这些割据势力已威胁皇权，晁错在《削藩策》中直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汉景帝采纳其策，先后削夺楚王封地、赵王常山郡、胶西王六县。此举直接触动诸侯利益，吴王刘濞趁机联合六国，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表面看，叛军目标明确指向晁错，但深层矛盾实为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终极博弈。
二、腰斩晁错：一场预谋的政治交易
叛乱爆发后，汉景帝面临两难：若强硬镇压，需调动全国兵力；若妥协退让，则皇权尊严尽失。此时，袁盎进言：“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罢。”这一建议看似为平叛，实则暗藏权力再分配的逻辑。
转移矛盾焦点
诸侯王以“诛晁错”为旗号，本质是反对削藩。汉景帝杀晁错，可向诸侯释放“清君侧”已成的信号，削弱叛军道义合法性。正如邓公所言：“吴王反叛准备数十年，诛晁错仅为借口。”
安抚军功集团
晁错推行削藩时，屡次绕过丞相、廷尉等元老，直接与景帝商议法令更改，引发申屠嘉等老臣强烈不满。申屠嘉曾以“动太上皇庙墙”为由弹劾晁错，虽未成功，但暴露其与军功集团的矛盾。杀晁错可视为对老臣势力的妥协，换取其支持平叛。
皇权集中需要
晁错虽为景帝老师，但其“专断朝政”的风格已威胁皇权。景帝需通过牺牲晁错，向诸侯与朝臣展示：皇权不可挑战，削藩政策仍将持续。这种“弃子”策略，实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必要代价。
三、历史回响：晁错之死的多重评价
司马迁的批判
《史记·晁错传》载，晁错父曾预言：“刘氏安矣，而晁氏危。”晁错坚持削藩，最终家破人亡。司马迁评价其“为国家树长画”，却也暗指其“急于事功，不顾后果”的政治幼稚。
邓公的谏言
叛乱平定后，邓公直言：“晁错削藩，为万世之利，计划初行即遭大祸，内堵忠臣之口，外替诸侯报仇。”此言点破景帝决策的短视：杀晁错虽暂缓危机，却未解决根本矛盾。
现代史学的视角
当代学者指出，七国之乱是汉初分封制与郡县制矛盾的爆发。晁错之死，本质是皇权在集权过程中，对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双重妥协。其政策虽被继任者延续，但个人命运成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四、真相的另一面：削藩政策的延续性
尽管晁错被杀，但汉景帝并未放弃削藩。平叛后，他采取三项措施巩固中央：
削夺诸侯官吏任免权，规定诸侯王不得自置丞相、御史；
推行“推恩令”，将诸侯国分封给子弟，削弱单一体量；
强化边郡防务，以周亚夫等将领巩固军事控制。
这些政策与晁错主张一脉相承，证明其死并非政策失败，而是政治博弈的阶段性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