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其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此时，建文帝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他的叔叔们，尤其是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的威胁。尽管朱元璋在遗诏中明确规定了各藩王不得进京吊唁，但嗅觉灵敏的朱棣在得知消息后，还是马不停蹄地从北平赶到了南京，抢在规定时间之前吊唁。
朱棣此举，无疑给建文帝带来很大的压力。于是，他找到兵部尚书齐泰商议对策。齐泰认为，现在能制止朱棣的只有一个人——徐增寿。
徐增寿，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生人，是朱元璋的外甥，因战功升任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徐增寿虽然年轻，但老成持重，极富军事才能。齐泰认为，徐增寿平常就对朱棣不满，如果由他出面劝阻朱棣进京，或许会有效果。
然而，令齐泰没有想到的是，当建文帝召徐增寿进宫商议时，这位平日里对朱棣叛乱表现得义愤填膺的将领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不但没有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如何制止朱棣叛乱，反而在殿上公开替朱棣辩护：“燕王远在千里之外驰马来京奔丧，这种孝心是值得赞许的。现在陛下刚刚即位，燕王来京祭奠，实际上是一个向陛下效忠的好机会。如果他能上交一份效忠的文书，并把他的三个儿子留在京师作为人质，那么我们就可消除对他的嫌疑。”
听了徐增寿的一番话，建文帝和齐泰都愣在了那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在平时极力讨好朱棣、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将领竟然说出这样一番道理来。
当然，作为一国之君和朝廷重臣，建文帝和齐泰不可能只听信一个武将的一面之词。他们需要的是具有全局眼光和战略高度的分析和建议。而徐增寿作为武将，所具有的只是一名武夫的认识和思维模式——对任何有可能引起战火的事情都要尽量压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增寿要替朱棣辩护了——燕王举兵谋反时大明王朝的当务之急，但战争的破坏性和残酷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徐增寿的建议也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如果朱棣真的效忠于建文帝并把他的三个儿子留在京师作为人质的话，那么建文帝的确有可能打消对朱棣的嫌疑。不过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在那个崇尚武力的年代里，一个藩王如果手握重兵却又没有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的话，那么这个藩王就随时有可能成为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是被皇帝除掉就是被其他藩王除掉。
而事实上，朱棣也并不是一个甘愿为人质的人。这一点从他在后来发动的靖难之役中就可以看出——为了争夺皇位，他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舍弃（当时世子朱高煦在北平）。因此，如果朱棣效忠于建文帝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举兵谋反；如果他要举兵谋反的话，那他就不会效忠于建文帝。而徐增寿此时的建议则恰恰违背了这一逻辑——既怀疑朱棣要谋反又不准备对他采取任何措施。因此，建文帝和齐泰对徐增寿的建议也就置之不理了。
徐增寿见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就又上了一份奏疏：“臣甥与燕王是至亲。燕王确实有谋反迹象。但燕地各卫所任用的都是皇帝身边的人，这些人一定会把消息传到皇上那儿去的。皇上只要暗中严密监视这些人就行了。”
其实这已经是徐增寿的一个折中建议了——既表明了建文帝身边已经有了朱棣的内应（这样才有可能把消息传到皇帝这儿），又暗示了如果这些内应受到了监视的话则必然会把消息传给朱棣（这样才有可能防患于未然）。但遗憾的是，这次建文帝和齐泰还是不予理睬。
虽然徐增寿的建议未被采纳但他并没有灰心。不久之后他又上了一份奏疏：“燕王谋反老成谋事决成败听于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