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末期的楚国宫廷中，一位以忠直闻名的太子太傅伍奢，用生命书写了忠臣的悲歌。作为楚庄王重臣伍参之孙、伍举之子，他继承了家族的政治智慧，却在楚平王时期的权力漩涡中成为牺牲品。其人生轨迹不仅折射出春秋时期宗法制度的崩坏，更成为后世忠臣命运的典型缩影。
一、世家传承：从椒邑到郢都的仕途之路
伍氏家族的崛起始于楚庄王时期，伍参因战功获封椒邑（今安徽阜南焦陂镇），成为楚国采邑制度下的新兴贵族。其子伍举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谏言闻名，开创了伍氏"直言敢谏"的家风。伍奢作为伍举之子，自幼接受严格的士族教育，既精通《诗》《书》等经典，又擅长骑射之术，这种文武兼备的素养使他顺利进入楚国官僚体系。
前528年楚平王即位后，伍奢被任命为太子建的太傅，与少傅费无忌共同辅佐太子。这个看似荣耀的职位，实则暗藏危机——费无忌为谋取私利，早已将谄媚目光投向平王。当平王派费无忌赴秦为太子迎娶秦女时，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彻底改变了伍奢的命运。
二、忠谏之殇：宫廷阴谋下的生死抉择
费无忌将秦女献给平王后，深恐太子继位后遭清算，遂不断进谗言构陷太子。前522年，费无忌诬称太子建"谋反"，平王遂召伍奢审问。面对平王的质问，伍奢直言："大王独以谗慝戮忠臣乎？"（《史记·伍子胥列传》）这声振聋发聩的谏言，不仅未能唤醒昏聩的平王，反而招致牢狱之灾。
费无忌深知伍奢两个儿子伍尚、伍子胥皆非凡才，遂设计"以父为质"的毒计。当使者传达"召二子来可免父死"的命令时，伍奢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洞察力："尚为人仁，必来；员刚戾忍诟，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段预言精准揭示了兄弟二人的性格差异，也为后续悲剧埋下伏笔。
三、兄弟殊途：忠孝伦理的终极考验
面对生死抉择，伍尚与伍子胥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伍尚遵循"父召无勇"的伦理规范，明知前去必死仍毅然赴难："吾知欲全父命。恨恨不能复雪耻，终为天下笑耳。"（《吴越春秋》）而伍子胥则以"倒行逆施"的决绝，选择逃亡他国以图复仇："我必覆楚！"（《史记·伍子胥列传》）这种选择突破了传统忠孝观念的束缚，成为后世争议的焦点。
伍奢在狱中得知子胥逃亡后，发出"楚国君臣且苦兵矣"的悲叹。这声预言般的叹息，既是对儿子能力的认可，也是对楚国命运的忧虑。前522年春日，郢都刑场上，伍奢与伍尚父子同时遇害，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楚国的政治祭坛。
四、历史回响：忠臣形象的多元解读
伍奢的悲剧在后世引发多重解读。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塑造为"忠而被谤"的典型，与屈原形成互文；而《左传》则通过"椒举之灵"的记载，暗示伍氏家族的诅咒应验。在民间传说中，伍奢更被赋予"预言家"的神秘色彩，其临终预言成为伍子胥复仇的正当性依据。
从现代视角审视，伍奢的悲剧本质是宗法制度与专制权力冲突的产物。他坚守的"君臣大义"在平王荒淫无道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其子伍子胥的复仇行动，则是对这种僵化伦理的彻底反叛。这种矛盾性，使伍奢成为研究春秋时期政治伦理转型的关键人物。
五、文化遗存：跨越时空的精神印记
在伍奢的故乡安徽阜南，至今流传着"伍子胥过昭关"的民间故事，焦陂镇的伍氏宗祠仍保存着记载家族历史的碑刻。这些文化遗存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忠臣精神的永恒追思。伍奢的形象，通过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不断被重构，最终升华为中国文化中"忠谏之骨"的象征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