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周（？—前95年），字长孺，出生于南阳郡杜衍县（今河南南阳市西南），出身寒微的他在史书中被明确记载为“初为廷史，仅有一马，且不全”。这种贫困家境迫使他选择从基层官吏做起，通过依附权贵实现阶层跃升。其仕途起点始于南阳太守义纵的幕僚，凭借“为爪牙”的狠辣作风获得举荐，进入廷尉史张汤的司法系统。张汤以“善司法律”闻名，杜周在其麾下迅速掌握严刑峻法的运作逻辑，逐步升迁为御史，开启其酷吏生涯。
司法暴政：以皇权意志为圭臬
杜周的司法理念核心在于绝对服从皇权。当被质疑“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时，他直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种将法律视为皇权延伸的论调，使其成为汉武帝打击异己的工具。任廷尉期间，他制造大量冤案：
诏狱规模：廷尉监狱常关押百名以上二千石高官，年处理案件超千件，每案牵连数百人，远者数千里赴京对质。
株连网络：通过“微见冤状”的技巧，既满足武帝陷害政敌的需求，又制造“久系待问”的恐怖氛围。天汉年间，因巫蛊案等政治运动，廷尉及京师官府逮捕人数达六七万，经吏卒牵连增至十余万。
刑讯手段：对拒不认罪者“以笞掠定之”，导致“闻有逮证，皆亡匿”的社会恐慌。
权力巅峰：三公之位的双面人生
天汉三年（前98年），杜周升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达到仕途顶点。其家族随之崛起：
家族暴政：长子杜延寿、次子杜延考分任河南、河内太守，形成“夹河而治”的恐怖统治，因“治皆酷暴”被丞相长史田仁弹劾诛杀。
经济蜕变：初入仕时仅有一匹瘸马，至三公时“家訾累巨万”，其财富积累速度远超廉洁官员张汤（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
政治投机：在桑弘羊、卫皇后侄子案中“逐捕刻深”，获武帝“尽力无私”评价，却因霍光专权时期“官职多奸”被免官，晚年复起为北地太守。
历史评价：酷吏生态的典型标本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以“内深刺骨”四字概括杜周性格，将其列为汉武帝时代十大酷吏之一。其历史形象具有双重性：
统治工具价值：通过严刑峻法巩固皇权，满足武帝打击诸侯、豪强、外戚的政治需求，成为中央集权扩张的司法利刃。
社会破坏效应：制造大量冤案导致“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其家族暴政更引发地方动荡，暴露酷吏政治的局限性。
生存智慧启示：相较于同时期酷吏如义纵、王温舒的横死结局，杜周通过“从谀”哲学实现善终，其“家訾累巨万”的财富传承更显政治投机者的现实主义。
司法遗产：法家暴政的末代回响
杜周的司法实践标志着汉代法治精神的异化。他将法律彻底工具化，使司法系统沦为皇权私器，这种“人治高于法治”的模式虽强化了中央集权，却也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其子杜延年虽以宽厚著称，但杜氏家族整体仍被视为酷吏政治的象征，反映出汉武帝时代极端化统治手段的深层矛盾。当历史进入昭宣中兴时期，霍光、魏相等人开始纠正酷吏政治，杜周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以皇权意志重构司法体系”的遗产，仍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留下深刻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