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统治者深刻汲取隋朝因法律严苛、滥用刑罚导致民怨沸腾、政权覆灭的教训，决心以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唐太宗时期颁布的《贞观律》虽已奠定基础，但法律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理解差异，中央与地方审判标准不统一，科举明法科考试也缺乏权威依据。唐高宗永徽年间，为解决这些问题，一场系统化修订法典的工程正式启动，最终铸就了中华法系的巅峰之作——《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的体系架构与核心内容
十二篇五百条的精密设计
《唐律疏议》以《名例律》为总纲，确立“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严重犯罪）、“八议”（对亲、故、贤、能等特权阶层的减罪规定）等核心制度。其余十一篇分别涵盖国家机构管理（《卫禁律》《职制律》）、户籍婚姻（《户婚律》）、军政事务（《擅兴律》）、刑事犯罪（《贼盗律》《斗讼律》）、诉讼程序（《断狱律》）等领域，形成刑事、民事、行政法交织的完整体系。例如，《户婚律》严格规定“同姓不婚”，违者“徒三年”，既维护伦理秩序，又保障赋役征收。
礼法融合的立法原则
法典开篇即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将儒家伦理全面融入法律。如《贼盗律》规定，杀害直系尊亲属者处斩，而普通杀人罪仅流三千里；《斗讼律》对“戏杀”（嬉戏中致人死亡）与“斗杀”区别量刑，前者杖一百、徒三年，后者按杀人罪论处。这种“出礼入刑”的设计，使法律成为维护封建伦理的工具。
疏议注释的司法创新
法典创新采用“律文+疏议”结构，由长孙无忌等十九位大臣对500条律文逐条注释，填补法律漏洞。例如，《斗讼律》中“戏杀”与“斗杀”的区分标准，疏议明确“须是二人以上，无杀心，因相戏殴伤而死”，并列举“以物掷人”“以拳殴人”等具体情形。这种“问答式”解释，相当于现代司法解释，极大提升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长孙无忌：法典修订的核心推动者
政治背景与法律素养
长孙无忌出身关陇贵族，其妹为唐太宗皇后，本人历经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等重大历史事件，官至太尉、赵国公，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他不仅是政治家，更精通律法，曾主持修订《贞观律》，为《唐律疏议》奠定基础。其法律思想深受儒家影响，主张“礼法并用”，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
修订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牵头修订法典。他组织颜师古、于志宁等法律专家，以《贞观律》为蓝本，历时一年完成修订。修订过程中，他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准礼定罪”，确保法律与儒家伦理一致；二是“简律宽刑”，删除死刑92条，减轻流刑71条；三是“统一解释”，消除地方司法歧义。例如，针对“八议”制度，疏议明确“议贵”仅适用于“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防止特权滥用。
历史影响与后世评价
《唐律疏议》颁行后，成为唐朝司法审判的权威依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其影响远播东亚，日本《大宝律令》、朝鲜《高丽律》、越南《刑书》均以唐律为蓝本。宋代《宋刑统》、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亦直接继承其体系。长孙无忌因修订法典之功，被后世誉为“法典之父”，其“礼法结合”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法律的核心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