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开国功臣的星空中，李善长是少有的以文臣之身跻身“功臣第一”的人物。朱元璋曾以“萧何之比”赞誉其功，称其“虽无汗马之劳，然供军饷、理政务，功同萧何”。这位出身定远的书生，凭借卓越的后勤统筹与政治智慧，成为大明王朝的“幕后奠基人”，却最终因权力漩涡跌落深渊。其人生轨迹，既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也是封建王朝权力博弈的缩影。
一、从书生到掌书记：乱世中的战略家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定远人，自幼饱读诗书，通晓法家权谋之术。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攻占滁州时，李善长经丁德兴引荐投奔，成为其首位专职掌书记。面对朱元璋“天下当何定”的疑问，他以汉高祖刘邦为例，提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的帝王之道，并预言朱元璋“五载可成帝业”。这段对话不仅奠定了朱元璋的战略方向，也让李善长从幕僚晋升为军中核心。
在朱元璋早期征战中，李善长扮演了“战略参谋+后勤总管”的双重角色：
渡江决策：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获巢湖水师后犹豫是否渡江，李善长力主“机不可失”，促成朱元璋攻占采石、太平，打开南京门户。
军纪整顿：攻克太平后，他提前撰写榜文严禁劫掠，使城内“市不易肆”，赢得民心。
人才举荐：郭子兴曾试图挖角李善长，他坚决拒绝，并暗中调解朱元璋与郭子兴的矛盾，稳固了朱元璋的领导权。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李善长被任命为右相国，成为吴国实际上的“行政首脑”。
二、萧何之功：大明王朝的“后勤基石”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李善长被授为左丞相，封韩国公，位列诸公之首。其核心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制度构建：
主持制定《大明律》《太祖训录》《大明集礼》，确立明朝法律与礼仪体系；监修《元史》，总结前朝兴衰；设计六部官制，奠定中央集权架构。
经济保障：
北伐期间，他统筹粮草运输，确保徐达、常遇春等将领无后顾之忧；推行“两淮盐专卖”“茶法”，增加国库收入；迁徙江南富民十四万至濠州，开发淮西经济。
权力平衡：
作为朱元璋与武将集团的“缓冲带”，他既压制徐达等将领的权力膨胀，又协调刘基等文臣的矛盾。例如，刘基因与李善长冲突而告老还乡，侧面反映其权势之盛。
朱元璋曾公开表示：“善长无汗马功，然事朕久，供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时，李善长位列第一，获免死铁券，子孙世袭韩国公，其待遇远超徐达、常遇春等武将。
三、权力巅峰的崩塌：从“萧何”到“逆臣”
李善长的悲剧，始于权力过度集中与性格缺陷。
权势熏天：他任人唯亲，排挤异己。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因“稍忤其意”被黜免；与刘基争论法令时竟当庭辱骂对方，导致刘基被迫辞职。
骄纵失察：洪武九年（1376年），其子李祺娶临安公主，成为皇亲国戚后，李善长“恃宠自纵”。朱元璋病重时，他未入宫问候，被御史弹劾“大不敬”。
牵连胡案：胡惟庸案发后，其弟李存义被揭发为胡党，朱元璋免其死罪，但李善长未谢恩，引发朱元璋猜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有人告发李善长“知胡惟庸谋逆而不揭发”，朱元璋以“星变占卜应灾大臣”为由，将其连同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处死。
户部郎中王国用曾上书为李善长鸣冤，指出其“已富贵至极，无谋反动机”，且“与陛下为亲家，关系更近于胡惟庸”。朱元璋虽未追究，但未改变李善长的结局。
四、历史评价：功过交织的“萧何再世”
后世对李善长的评价充满争议：
朱元璋的矛盾态度：既认可其功，称“朕之萧何”，又因权力威胁而诛杀。
史家的双重视角：《明史》称其“外宽和，内多忮刻”，认为他因性格缺陷招致祸端；现代学者则指出，其悲剧本质是皇权对功臣集团的清洗。
与萧何的对比：二人均以后勤之功奠基王朝，但萧何能自污名节以保身，李善长却因“权欲太盛”而丧命，反映出封建时代功臣的生存困境。
李善长的一生，是个人能力与时代局限的激烈碰撞。他以书生之身统筹百万军粮，以文臣之智构建王朝制度，却最终未能跳出“功高震主”的历史循环。其故事警示后人：在权力游戏中，才能是入场券，而谦逊与分寸感才是生存的护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