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的动荡棋局中，南平开国君主高季兴以“高赖子”的绰号闻名史册。这位从汴州家奴逆袭为荆南之主的枭雄，用半生演绎了乱世中“以小博大”的生存哲学——他既能在强敌环伺中筑城屯兵、发展农商，又能以“截贡勒索”的市井手段周旋于吴、蜀、后唐之间，其人生轨迹堪称一部融合权谋、无赖与实用主义的乱世生存教科书。
高季兴（858-929）出身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的寒微之家，早年沦为汴州富豪李七郎的家奴。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朱温崛起之际——李七郎因资助朱温被收为义子，改名朱友让，而高季兴也随之进入军门。朱温发现其“耳面稍异”，破格提拔为亲信牙将，并亲自传授骑射之术。这段经历不仅让高季兴完成了从家奴到将领的阶层跨越，更培养了他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力。
在朱温扫荡青州、迎还唐昭宗的战役中，高季兴屡立战功，累迁至颍州防御使。907年朱温称帝建立后梁，高季兴被委以重任，出任荆南节度使。然而，此时的荆南早已因战乱沦为“江陵一城而已，井邑凋零”的残破之地。高季兴到任后，立即展开三招自救：招徕流民恢复生产，重用倪可福、鲍唐等将领巩固军事，以梁震、司空熏为谋士规划战略。他主持修筑“高氏堤”防长江水患，又命倪可福扩建江陵外城，将荆南从废墟中重建为交通要道的军事堡垒。
二、权谋博弈：三面称臣与“截贡勒索”的生存术
后梁灭亡后，高季兴面临战略抉择。他不顾谋士梁震劝阻，率三百精骑赴洛阳朝见后唐庄宗，却在归途发出“此行有两失：来朝一失，去亦一失”的感叹。这种矛盾行为折射出其核心策略：通过称臣降低强敌戒心，同时利用荆南“四战之地”的地理优势谋取利益。
高季兴的“无赖”手段在此后达到巅峰。当南汉、楚国向后唐进贡时，他公然派兵截取贡品，待对方兴师问罪时又迅速归还，以“认罪态度良好”化解危机。更典型的是925年后唐灭前蜀后，四十万金帛顺江而下，高季兴趁唐庄宗死于政变之机全数夺取。这种“风险投资”式的掠夺，配合其向吴、蜀、后唐三方同时称臣的“外交平衡术”，使荆南在强敌环伺中存活二十年。
三、军事冒险与战略收缩的双重变奏
高季兴的扩张野心曾两次遭遇重创。914年他试图收复前蜀夔、万、忠、涪四州，结果被蜀将王宗寿的“铁丝拒船”战术击败，五千士兵葬身火海。此次失败使其转向更务实的策略：924年后唐封其为南平王后，他转而通过修筑战舰、训练水军巩固防御，同时利用后唐与前蜀的矛盾，劝说庄宗伐蜀以转移压力。
然而，926年后唐明宗继位后，高季兴的贪婪再次引发危机。他截获蜀地贡物后，竟向后唐索要夔、忠、归、峡四州，遭拒后干脆分裂荆、归、峡三州自封秦王。此举招致后唐四万大军讨伐，若非陆思铎“每发矢洞胸达掖”的神射拖延战局，加之吴国援军未至，荆南早已覆灭。这场危机迫使高季兴向南吴称臣，也为其子高从诲继位后重新调整战略埋下伏笔。
四、历史回响：枭雄形象的多维解读
后世对高季兴的评价充满矛盾。正史《十国春秋》称其“治城堑，缮器械，为攻守之具”，肯定其重建荆南的政绩；而民间则以“高赖子”戏称，讽刺其截贡勒索的市井行径。这种分裂评价恰恰揭示了五代十国的生存法则——在道德与利益的夹缝中，高季兴选择以实用主义突破传统忠义观，其“三面称臣”的外交术与“风险掠夺”的经济策略，成为弱小政权在乱世中的生存范本。
从家奴到国君，从军事冒险到战略收缩，高季兴的一生是五代十国“弱肉强食”逻辑的缩影。他像一名精明的棋手，在荆南这块弹丸之地上，用权谋、无赖与实用主义编织出一张生存之网。当929年他病逝于江陵时，留给后世的不仅是“高赖子”的绰号，更是一个关于乱世生存的永恒命题：在道德与利益的博弈中，究竟何为真正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