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是滇人青铜器中铸造最为精致并具有特点的器物之一，也是出土较多的器物。
据兵器的功能分有长兵器、短兵器、射击兵器、防护用具等。长兵器有戈、矛、斧、锌、钱、戚、啄、棒、叉等。短兵器有剑和环首刀。射击兵器有弩机、链和箭旅。防护兵器有盔、甲和盾。在滇青铜兵器中，最具特点的是横鉴兵器，这类兵器除鉴面装饰纹饰外，还饰以圆周动物或人物。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归来面见汉武帝，带来南方丝绸之路(古称蜀身毒道)的消息，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了从身毒国(今印度)贩运来的蜀地生产的蜀布和邛竹杖，而唐蒙在出使南越国期间，当地人用蜀地特产蒟酱来款待他。
这些消息蕴藏的巨大商机和财富，引发了汉武帝的征服欲和占有欲，他连续派十几批人从云南方向西寻印度，均遇到当地人的截杀。汉武帝很生气，就在今天西安附近挖掘昆明池，练习水军，修建战船，以攻伐滇池的土著。
其间滇王“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对抗汉朝。在武帝出兵消灭了劳浸、靡莫后，滇王归降并“请置吏入朝”。自此汉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立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是古代云南直接接受中央王朝统治的发端。
1956年，考古学家对石寨山遗址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一枚金质蟠蛇纽篆文“滇王之印”，从而印证了史籍中的记载。
汉朝实施屯田实边政策，将大量汉族移民来到昆明地区，他们与土著居民共同开发生产，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过程中，不少汉族移民因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渐富裕起来，又有儒学等文化加成，政治地位也水涨船高，一些人成为当地有权有势的“南中大姓”，将内地的相对先进的社会文化“移植”到了滇池地区。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滇池周围，“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蜀郡太守王追兴建学校，向各民族传授儒学，公元84~87年，“蜀郡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
西南夷人也主动到内地学习汉族的文化知识。汉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1901年，云南昭通发现了东汉时的《孟孝琚碑》，碑中记载了孟孝琚十二岁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碑文中称孔子为“大圣”。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纷纷自立。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至秋天平定了南中的地方豪强势力。因为留下军队直接占领的话，难免会引发当地豪族的不满，叛乱起来不好收拾。所以，蜀汉治理也以“和抚”政策为主，调整南中四郡为七郡，将益州郡的名字改为建宁郡，治所从滇池县迁到驻味县。
杨慎在《滇载记》中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土著人民在务农之余，也驯养牛马等畜生，并供给蜀汉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战略物资。诸葛亮北伐时，也从南中各族招募健儿，组成“无当飞军”，并在征战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