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已经年过70岁退休的老臣尹嘉铨为了舔乾隆感受皇恩浩荡，结果把自己给舔死了，那么“尹嘉铨案”的具体经过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乾隆会翻脸?
退休老臣尹嘉铨为了仰慕乾隆的皇恩浩荡把自己作死了
尹嘉铨是乾隆时期的学者型高官，曾官至大理寺正卿，尹嘉铨文字狱案其实和他老爹尹会一有一定的关系。
尹会一是雍正和乾隆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他在乾隆初期曾官至河南巡抚和吏部尚书等官职，尹会一和儿子尹嘉铨都属于学者型高官，父子二人在当时属于文化界名人，著述很丰富。
尹会一和尹嘉铨父子老家是河北保定博野县，尹会一身居高位之后不忘家乡，经常给家乡捐款兴建义仓、义学、义田，而他在执政河南时期极为重视教育，使得河南民风得到很大改善，因此尹会一为官期间深得家乡百姓和河南百姓的拥护爱戴。
尹会一对于百姓的褒奖和自己的政绩都归功于母亲，他认为是自己的母亲把自己教育得好，所以自己才能有此番作为。尹会一对母亲极为孝顺，事母至孝，他母亲晚年身体不好，尹会一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毅然不顾乾隆挽留坚决辞去了从一品的吏部尚书高官之职。
当时正值乾隆继位初期，乾隆也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热血青年，他对于尹会一如此事母至孝深受感动，因此乾隆认为尹会一是当代二十四孝的典范，而且尹会一为官清正，官声口碑都很好，于是乾隆决定把尹会一树立成全国忠孝节义的典范，乾隆不仅批准了尹会一辞官的要求，还赏赐给尹会一不少钱财让他好好侍奉老母，并且乾隆亲自给尹会一和其母赋诗一首，还题写了一块大清孝子的牌匾。
尹嘉铨也是受到了父亲尹会一的福荫，尹嘉铨当时仅考中举人没有考中进士就入朝为官，虽然按照清朝官场的规矩举人也是有资格当官，但是举人当官的概率并不高，除非上面有关系门路，否则熬个几十年都不一定能当上官。
但是尹嘉铨却沾了老爹尹会一的光，由于尹会一在当时很有贤名，因此尹嘉铨考中举人之后就被以贤士之后举荐入朝为官。
尹嘉铨深得其父尹会一的学问真传，他本人也很有才学，有学问，又是贤士后人，因此他的仕途很顺利，后来得到乾隆赏识官至大理寺正卿，并且还兼管觉罗宗学。所谓觉罗宗学是清朝皇室专门为皇族子弟开办的学校，尹嘉铨的职位就相当于皇族子弟学校的校长。
尹嘉铨在管理觉罗宗学期间上书乾隆，建议将朱熹的《小学》作为觉罗学教材，得到乾隆批准后，尹嘉铨又为《小学》加疏，增加《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及《后编》二卷合为《小学大全》，并建议乾隆以此为觉罗宗学教材，这些都让乾隆非常满意，乾隆还为此特意下旨全国表彰尹嘉铨的学术精神，号召全国读书人都向尹嘉铨学习。
有了父亲尹会一的贤名，又有了乾隆对尹嘉铨的褒奖，这让尹嘉铨在心目中自认为乾隆非常赏识父亲和自己，也为他日后“作死”奠定了基础。
到后来尹嘉铨年龄大了就致仕退休了，退休之后的尹嘉铨回到老家博野县以乡绅名儒自居，并开始著书立作。
之后时间来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这一年乾隆巡幸五台山回京正好途经保定，乾隆决定驻跸在保定府暂歇几天再继续返程。
皇帝驻跸在此，那直隶省的大小官员总督、巡抚等官员肯定都得迎接乾隆，因此当地官员整了一个接驾仪式，乾隆也很高兴还特意点名召见了一些保定当地的退休大臣见面叙旧，但是乾隆召见的这些退休大臣中并没有尹嘉铨。
在博野老家的尹嘉铨早就听说乾隆圣驾要驻跸在保定，他就盼着能去见一见乾隆，仰慕一下浩荡皇恩，也能在父老乡亲面前出出风头。
结果乾隆召见的退休大臣名单中没有他，这让尹嘉铨十分着急，迎接皇上圣驾怎么能得了我尹嘉铨这当代名儒。因此尹嘉铨自认为自己很受乾隆喜爱和重视，乾隆可能是太忙，忘了召见自己，但是自己得刷一刷存在感啊，于是尹嘉铨就给乾隆上了一份奏折。
尹嘉铨的奏折内容大致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替自己已经去世多年的老爹尹会一请赐谥号。一个是请乾隆旌表清朝当代的名儒，让这些名儒入祀孔庙。
先说说请谥号的事，在古代谥号是对一名官员的盖棺定论，获得谥号的人都是对国家有贡献朝廷重臣或者重要的王公贵族。而尹会一除了在文化方面颇有建树之外，就是事母至孝，他对国家的贡献还谈不上多么重大，最关键的是尹会一为了奉养母亲终老在吏部尚书这个职务上没干多久就辞官了，他早已辞官，加上乾隆在他生前曾经御赐过他一个孝字牌匾，还把他树立成全国道德模范，他生前获得的荣誉就已经够多了，因此他死后就没有得到朝廷赐予的谥号。
入祀孔庙的事其实也是尹嘉铨的一片私心，历朝历代都会为了旌表一些儒学名家让他们和古代先贤一同入祀孔庙，可以说入祀孔庙是文人的一种最高荣誉。而在当时清朝并没有让当代学者入祀孔庙，因此尹嘉铨给乾隆列出了一系列清朝当代学者官员入祀孔庙的名单，主要就是范文程、汤斌、顾八代、张伯行、李光地外加自己老爹尹会一这些人。
其实前面那些人都是尹嘉铨的铺垫，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的老爹尹会一跟随这些人入祀孔庙，但是尹会一以学问、功绩、名声都不如这些人，他根本也没资格入祀孔庙，因此这一切都是尹嘉铨的私心。
而尹嘉铨之所以给乾隆如此上奏折也基于三点，第一虽然乾隆没召见他，但是看了这奏折绝对得召见他;第二尹嘉铨在博野老家乡亲们面前也出了风头，让家乡父老乡亲看看自己虽然退休了，但是在皇上那还是有面子;第三就是替父亲尹会一请了谥号入祀孔庙彰显了尹嘉铨的孝顺，他能博取一个孝顺的名声，还光宗耀祖。
但是尹嘉铨高估了乾隆对他的赏识，乾隆对尹嘉铨根本就谈不上有太多的君臣情谊，而且尹会一本身就没资格获得谥号还入祀孔庙，因此乾隆看到尹嘉铨派儿子来保定送的奏折后很生气，他就明白了尹嘉铨的私心，不过这一回乾隆并没有发火，而是忍了一次。
乾隆很不客气地驳回了尹嘉铨的请求，并朱批给他回复：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乃父子私情，故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当罪不可逭(读音为huan四声，其意为逃或避，这意思就是罪不可逃)矣!
看看乾隆的回复已经是非常不客气了，稍微有点情商的人都可能就此罢休，但是尹嘉铨当时估计也是太好面子了，太自以为是了，他以为乾隆是跟他客气呢，于是他又给乾隆上了第二道奏折，还是坚持之前为父亲尹会一请谥号和入祀孔庙的事。
乾隆本来就不是个大度的君王，他已经忍了尹嘉铨一次，绝不会再忍第二次，尹嘉铨第二道奏折一上来，乾隆立刻勃然大怒，乾隆在这道奏折的朱批上写道：竟大肆狂吠，不可逭矣。这意思就是忍无可忍要收拾尹嘉铨了。
尹嘉铨的花样作死触怒了乾隆，于是乾隆很生气，就掀起了尹嘉铨文字狱案
乾隆在看到尹嘉铨第二次奏折后当即勃然大怒，下旨革除尹嘉铨顶戴，并将其缉捕到刑部严审。
尹嘉铨被抓后，乾隆还觉得不解气，于是又下旨给已经升任大学士的前直隶总督冯英廉在京城审理尹嘉铨，同时还让现任直隶总督袁守侗在博野彻查尹嘉铨的家人以及门生。
乾隆这一通生气，于是就掀起了尹嘉铨文字狱案。其实尹嘉铨就是沽名钓誉，想要荣誉出风头想疯了，而乾隆还就比较痛恨文人的沽名钓誉，所以尹嘉铨就正好撞到了乾隆的枪口上。
大学士冯英廉和直隶总督袁守侗接到乾隆的圣旨，自然要好好审理尹嘉铨，因此两人四处搜罗尹嘉铨为官时的罪证。
尹嘉铨虽然喜好沽名钓誉，但是为官还是比较有原则，比较清正，而且尹嘉铨常年从事教育和文化类的官职，也不能犯太大的错误，因此冯英廉和袁守侗都没找到尹嘉铨当官时的罪证。
没有罪证怎么向乾隆交差，总不能向乾隆汇报，尹嘉铨这个官当得太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乾隆不得把冯英廉和袁守侗都一块收拾了啊。
因此冯英廉和袁守侗也很烦恼怎么给尹嘉铨定罪，后来二人发现尹嘉铨著述很丰富，而文字这个东西很容易找出问题，所以二人就把主意打到了尹嘉铨的著作上面。
直隶总督袁守侗派人到博野把尹嘉铨家中的著作书籍全部抄没运送到京城交给了冯英廉，而在京城的冯英廉则组织人员连续用半个多月时间仔细阅读尹嘉铨参与编著和自己独立撰写的书籍93部，最终在这些书中查出了悖逆之处130多处。
其实这130多处悖逆之文字纯粹是没事找茬硬找出来的，比如尹嘉铨在书中称自己做梦梦到了东岳大帝，而东岳大帝对他说他是孟子转世，这些文字纯粹是沽名钓誉的自吹自擂之言，完全就是在吹牛皮，但是这也被列为悖逆文字，认为尹嘉铨自比为圣人，狂悖至极。
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尹嘉铨在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其实在古代70岁左右的老人都可以自称为古稀老人，尹嘉铨再写这部书的时候虚岁已经70岁，也可以自称古稀老人。
但倒霉的是他与乾隆同岁，乾隆在虚岁70那一年特意给自己写了一首诗，诗中就称自己为古稀老人，而且乾隆还在这一年刻了一枚“古稀老人”之印以为纪念。既然皇上都称自己为古稀老人刻了印章，那人们就得避讳，尹嘉铨却敢在书中自称古稀老人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想和乾隆平起平坐呗，这就属于是自比皇帝，是大逆不道的罪过。
除了自称古稀老人触犯了乾隆的忌讳，还有就是尹嘉铨自认为是帝师，尹嘉铨当过觉罗宗学的校长，但是觉罗宗学只是教导皇室旁系远支子弟读书，连皇子都教不上，因此尹嘉铨还自称帝师就有些狂妄自大，沽名钓誉了。
自称帝师那就是乾隆的老师，尹嘉铨与乾隆同岁，生日比乾隆还小了几个月，他哪有资格当乾隆的老师，因此尹嘉铨在书中自称帝师的文字被审案子的官员看到之后都被惊呆了，这也成了指责尹嘉铨的矛头。
自称古稀老人还敢妄自称为帝师，这些可算是大逆不道的重罪，交到刑部审理之后，给出的议罪结果就是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抄没家产，其著作书籍全部焚毁，并连坐家人，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家人全部处斩，其余家人入辛者库为奴。
尹嘉铨顶多就是沽名钓誉的在书中自吹自擂罢了，他哪有胆量敢谋逆，他要知道自己会被整治得这么惨，估计他当初也就不敢一个劲给乾隆上奏折了。
在尹嘉铨所有悖逆文字中其实也就古稀老人和帝师能让乾隆生气，但是乾隆后来也觉得就因为这些事把尹嘉铨凌迟处死有点太过了，乾隆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仁君风范，于是他特意下圣旨法外开恩免除尹嘉铨凌迟处死之刑，改凌迟为绞立决，并赦免尹嘉铨的家人，只杀其一人，不追究家人和门生的罪名，同时将尹嘉铨所有著作全部运到京城集中销毁。
就这样尹嘉铨的生命定格在了71岁这一年，尹嘉铨文字狱案也仅以尹嘉铨一人被绞立决而结案，没有追究就家属和门生的罪名充分展现了乾隆“宽宏大量”的“仁君”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