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中，楚国的灭亡常被后世视为最冤屈的案例。这个疆域横跨长江流域、人口与兵力冠绝诸侯的强国，最终却因秦国的欺诈与盟友的背叛走向覆灭。其冤屈不仅源于实力与结局的强烈反差，更在于楚国在战争中遭遇的多次不公与背叛，使其成为战国乱世中最具悲剧色彩的牺牲品。
一、实力之强：楚国的“霸王之资”
楚国是战国七雄中疆域最辽阔、资源最富庶的国家。据《战国策》记载，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域面积达“五千余里”。其核心区域江汉平原沃野千里，粮食产量足以支撑“粟支十年”的战争储备。兵力方面，楚国“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军事规模远超同时期的秦国。
楚国的崛起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楚庄王曾“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与齐桓公、晋文公并称“春秋五霸”。战国初期，吴起变法虽因贵族反对而失败，但楚国仍通过兼并小国扩张领土，成为南方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这种实力背景，使得楚国的灭亡在后人眼中充满“未竟其志”的遗憾。
二、欺诈之痛：张仪的“六百里”谎言与楚怀王之死
楚国的冤屈，始于秦国的战略欺诈。公元前313年，秦国丞相张仪以“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说服楚怀王与齐国断交。然而，当楚国履行承诺后，张仪却翻脸称“仅愿割让六里”。此举不仅使楚国失去盟友，更在丹阳之战中惨败，被秦军斩首八万，主将屈匄被俘。
更令人愤慨的是，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以会盟为名诱骗楚怀王至武关，随即扣押其为人质，逼迫楚国割让巫郡、黔中郡。楚怀王宁死不屈，最终客死秦国。这一事件被《史记》记载为“农夫与蛇”的典故，楚国百姓因君主蒙羞而“哀之如父兄”。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直言：“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将楚国的冤屈推向历史高潮。
三、背叛之殇：蓝田之战中的盟友倒戈
楚国的军事实力在蓝田之战中得到充分展现。公元前312年，楚军反击秦国，不仅收复汉中，还攻破武关，直逼咸阳百里之外的蓝田。然而，就在楚军势如破竹之际，韩国、魏国受秦国贿赂，从后方偷袭楚国。腹背受敌的楚军被迫撤退，最终在丹阳之战中再次惨败。
这场战役暴露了楚国外交的致命弱点：在战国“合纵连横”的复杂局势中，楚国始终未能建立稳固的联盟。相比之下，秦国通过“远交近攻”策略，成功分化六国，甚至在灭楚前夕仍能拉拢齐国保持中立。楚国的孤立无援，使其在战争中屡屡陷入以一敌多的困境。
四、战略之困：王翦的“六十万大军”与楚国的最后一搏
秦灭六国中，灭楚之战最为惨烈。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南下，与楚国名将项燕对峙。王翦采取“后勤战”策略，通过消耗战削弱楚军士气。一年后，项燕因粮草断绝被迫撤退，王翦趁机追击，斩杀项燕，攻占楚都寿春。
这场战役的特殊性在于：秦国几乎倾全国之力攻楚，而楚国在亡国前仍能组织有效抵抗。王翦的胜利并非战术碾压，而是通过资源优势与持久战拖垮楚军。这种“惨胜”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楚国“虽败犹荣”的悲剧形象。
五、历史回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复仇预言
楚国的冤屈在秦朝末年化为复仇的怒火。陈胜、吴广起义时，以“大楚兴”为口号；项梁、项羽叔侄立楚怀王之孙为王，延续楚国正统；刘邦起兵时亦自称“赤帝子”，暗合楚地信仰。最终，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摧毁秦军主力；刘邦率先攻入咸阳，终结秦朝统治。
这一历史循环印证了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楚国的冤屈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激励着后世反抗强权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楚国的灭亡是战国乱世中“正义迟到”的缩影，而其复仇则是对“冤屈终将昭雪”的历史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