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乱世的风云中，曹植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成为后世传颂的传奇人物。作为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的第三子，他既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代表作《七步诗》更以血泪凝成的诗句，揭开了封建王朝兄弟相残的残酷真相。
一、少年天才：邺下文坛的璀璨新星
曹植自幼聪慧过人，十岁便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更以“援笔立成”的才思震惊朝野。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铜雀台落成典礼上，命诸子登台作赋。年仅18岁的曹植挥毫写下《登台赋》，以“建乾坤之灵兆，协神人之休祥”的磅礴气势，令曹操惊叹“吾欲立为嗣”。其前期作品如《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更展现出少年将军的壮志凌云。
这位天才诗人却因“任性而行，饮酒无度”逐渐失宠。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因醉酒擅开司马门，彻底断送了继承人之位。曹操临终前告诫曹植：“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这番话既是对儿子的期许，也暗含对其不成器的失望。
二、七步成诗：权力绞杀下的文学绝唱
曹丕称帝后，曹植的命运急转直下。黄初二年（221年），监国谒者灌均诬陷其“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欲治其罪，因卞太后求情才贬为安乡侯。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曹丕曾命曹植在七步内作诗，否则处死。曹植应声吟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以豆萁相煎喻兄弟相残，情真意切，令曹丕“深有惭色”。
尽管《七步诗》的真实性存疑，但它完美契合了曹植后期的生存境遇。黄初三年（222年），曹植在徙封鄄城途中写下《洛神赋》，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绝美意象，寄托对自由理想的追求与政治失意的悲愤。这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风格，使其成为建安风骨的典范。
三、郁郁而终：困顿藩王的文学绝响
曹丕、曹叡两代帝王对曹植严加防范，其封地屡遭迁徙，属官尽是庸才，士兵不过二百。太和六年（232年），41岁的曹植在陈王封地郁郁而终，遗言要求薄葬于东阿鱼山。其子曹志承袭爵位，但这位“陈思王”的文学遗产已深深烙印在中国文化基因中。
曹植的文学成就堪称划时代：他现存诗歌80余首，是建安诗人中存诗最多者；其五言诗创作既继承汉乐府叙事传统，又融合《古诗十九首》的抒情特质，推动文人诗走向成熟。南朝谢灵运盛赞：“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王士祯更将其与李白、苏轼并称“仙才”，钟嵘在《诗品》中尊其为“建安之杰”。
四、历史回响：文学与权力的永恒对话
曹植的悲剧揭示了封建王朝的残酷逻辑：才高遭忌，功高震主。他的《七步诗》超越了个人命运，成为权力斗争的象征符号。唐代李善注《文选》时，将其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孔融《论盛孝章书》并称“建安三绝”，凸显其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