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权力舞台上，柳奭曾以宰相之尊位列中枢，却最终在显庆四年（659年）被唐高宗处死。这场悲剧的根源，既与唐朝后宫的权力博弈紧密相关，更折射出高宗李治打破门阀垄断、重塑皇权的深层意图。
一、外戚身份的双重困境：从权力支柱到政治累赘
柳奭出身河东柳氏，其外甥女王氏为唐高宗首任皇后。凭借这层关系，他于永徽二年（651年）拜相，历任中书侍郎、中书令，成为朝廷核心决策层成员。为巩固王皇后地位，柳奭建议其收养高宗庶长子李忠为子，并推动李忠被立为太子。这一系列操作虽暂时稳定了后位，却也埋下祸根。
永徽五年（654年），随着武昭仪（武则天）的崛起，王皇后逐渐失宠。柳奭敏锐察觉到危机，主动请辞相位，试图以退为进保全家族。然而，高宗对王皇后的厌恶已不可逆转。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指控王皇后行厌胜之术，高宗顺势废后，并将柳奭贬为遂州刺史。这一连串打击表明，柳奭的外戚身份已从政治资源转变为政治负担。
二、权力博弈的失控：从贬谪到谋反诬陷
柳奭的贬谪并未平息风波。显庆二年（657年），许敬宗、李义府秉承武则天旨意，诬告宰相韩瑗、来济勾结被贬至桂州的褚遂良图谋不轨。柳奭因与褚遂良同为反对废后的核心人物，被进一步贬为象州刺史。
显庆四年（659年），许敬宗再次发难，诬称长孙无忌谋反，并牵连柳奭“暗通宫掖，意图鸩杀陛下”。这一指控极具杀伤力：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功臣之首，其谋反罪名若成立，与之关联的柳奭必然难逃干系。高宗未加详查便下令处死柳奭，抄没其家产，近支亲属全部发配岭南为奴婢。
三、高宗的权力重构：打破门阀垄断的必然选择
柳奭之死绝非孤立事件，而是高宗李治打破关陇门阀垄断、强化皇权的关键步骤。自永徽年间起，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集团通过控制太子废立、宰相任免等核心权力，严重限制了皇权。柳奭作为关陇集团外围成员，其存亡直接关系到集团势力消长。
高宗通过“废王立武”事件，已成功削弱长孙无忌集团。显庆四年（659年）对柳奭的清算，则是这一战略的延续。处死柳奭不仅可彻底瓦解关陇集团在中枢的影响力，更能向朝野传递明确信号：皇权不容挑战。这种权力重构的迫切性，使得高宗对柳奭的处置超越了常规司法程序。
四、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忠孝与悲剧的交织
柳奭的个人品质与政治命运形成鲜明反差。其父柳则卒于高丽时，他“号踊尽哀，为夷人所慕”，尽显忠孝；贞观年间累迁中书舍人，又体现其才干。然而，在唐朝门阀政治与皇权集中的激烈碰撞中，这些品质无法挽救其命运。
《旧唐书》评价其“既死非其罪，甚为当时之所伤痛”，道出了时人对这场政治清算的复杂心态。神龙元年（705年），唐中宗遵武则天遗命为柳奭平反，追复官爵，更从侧面印证了其冤案性质。但平反无法改变历史进程——柳奭之死标志着关陇门阀政治的衰落，也为武则天时代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