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的政治漩涡中，刘备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的形象载入史册，却又因某些行为被贴上“伪君子”的标签。这种评价的两极分化，实则折射出乱世中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激烈碰撞。通过梳理正史记载与历史评价，可还原这位枭雄复杂的人格底色。
一、仁德标签的史实支撑：从平原相到昭烈帝的实践
（一）刺客感化的仁政实验
《魏书》记载刘备任平原相时，曾遇刺客行刺。刘备以礼相待，与刺客同席共食，坦诚相待的姿态竟使刺客主动坦白身份，感叹“闻君仁义，故相试耳”。这种超越身份界限的平等交往，在等级森严的东汉末年堪称异数。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其“外御寇难，内丰财施”，连敌对阵营的史官都承认其仁政实践。
（二）携民渡江的道德抉择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刘备撤退时坚持“以人为本”，拒绝“弃民先走”的建议。当阳长坂坡之战中，十余万百姓自愿追随，日行仅十余里。这种看似迂腐的决策，实则是刘备集团“得民心者得天下”战略的核心体现。对比同时期诸侯的屠城暴行，刘备的克制更显珍贵。
（三）君臣关系的典范构建
白帝城托孤时，刘备直言“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种将江山社稷托付臣下的气度，远超普通君主的猜忌心理。诸葛亮此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正是对这种信任关系的终极回应。陈寿称之为“古今之盛轨”，实乃对理想君臣关系的最高礼赞。
二、伪君子争议的三大焦点：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冲突
（一）荆州归属的道德困境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病逝，刘琮举荆州降曹。诸葛亮建议攻取荆州，刘备以“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拒绝。这种看似迂腐的坚持，实则是维护“仁义”招牌的政治考量。但当曹操占据荆州后，刘备通过赤壁之战从曹军手中夺回荆州部分领土，这种“师出有名”的扩张策略，被质疑为道德虚伪。
（二）益州争夺的权谋手段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川，庞统建议趁会盟之际扣留刘璋。刘备拒绝此计，选择正面决战。这种“先礼后兵”的策略，既维护了道义形象，又为后续战争铺平道路。但法正、张松等益州本土势力主动倒戈，暴露出刘备集团早已布局的真相，使“仁义”形象蒙上阴影。
（三）白帝托孤的权力博弈
章武三年（223年）临终前，刘备赋予诸葛亮“自取”的权力，同时任命李严为中都护制衡军权。这种“双保险”设计，被解读为对诸葛亮的试探。但结合刘备一生“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作风，更可能是为保障幼主刘禅的稳定继位，所做的政治平衡。
三、历史评价的维度差异：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的交锋
（一）正史记载的道德肯定
陈寿在《三国志》中多次强调刘备的“高祖之风”，将其与刘邦相提并论。虞世南评价其“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王勃称其“宽仁得众”。这些评价基于刘备一生“不以恶小而为之”的实践，如严禁部下劫掠百姓、释放俘虏等具体政策。
（二）文学形象的戏剧化塑造
《三国演义》通过“摔阿斗”“三让徐州”等情节，将刘备的仁德推向极致。鲁迅所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实则是小说家为突出戏剧冲突的创作需要。这种艺术加工虽偏离史实，却深刻影响了民间对刘备的认知。
（三）现代史学的多维解构
近现代学者如吕思勉、李宗吾等，从权力政治角度批判刘备的“伪善”。但这种解读忽略了乱世中生存法则的残酷性。对比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的利己主义，刘备的道德坚持更具历史进步意义。其“仁政”实践虽未彻底改变社会，却为后世提供了政治伦理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