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9年，西汉开国元勋樊哙病逝于长安，谥号“武侯”。这位出身沛县屠户的猛将，以鸿门宴护主、平定异姓王叛乱等功绩闻名史册。然而，若樊哙未死于孝惠帝六年，而是活到吕后专权时期，他是否会成为吕氏篡夺刘氏江山的帮凶？这一假设需从历史脉络、人物关系与权力逻辑三重维度展开剖析。

一、血缘纽带：樊哙与吕后的利益共同体

樊哙与吕后的关系远非普通君臣。其妻吕媭是吕雉的亲妹妹，二人所生之子樊伉更与吕氏家族深度绑定。这种姻亲关系使樊哙天然成为吕后政治联盟的核心成员。例如，刘邦晚年病重时，樊哙“排闼直入”闯入寝宫劝谏，表面是忠君之举，实则暗含对吕后势力的维护——他深知刘邦若崩逝，吕后将主导朝政，此时表态可巩固自身地位。

更关键的是，樊哙的军事才能与吕后的政治野心形成互补。他平定臧荼、卢绾等叛乱时，常独立统帅数万大军，其部将多为其旧部，忠诚度极高。若吕后欲篡权，樊哙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支柱。例如，诸吕之乱时，吕禄、吕产虽掌禁军，但因缺乏战场经验，最终被周勃、陈平以计夺权。若樊哙在世，其军事威慑力足以压制功臣集团的反扑。

二、刘邦的未雨绸缪：临终前的致命布局

刘邦对樊哙的警惕，源于对吕后势力的深度忧虑。公元前195年，刘邦病重时听闻“樊哙与吕后串通，欲在驾崩后诛杀戚夫人及赵王刘如意”，遂命陈平、周勃持节赴军中斩杀樊哙。这一决策暴露了刘邦的深层逻辑：

削弱外戚核心：吕后虽不可除，但需剪除其军事羽翼。樊哙作为吕氏阵营中唯一能征善战的将领，其存在直接威胁刘氏江山。

平衡权力结构：刘邦临终前已安排“白马之盟”，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并指定曹参、王陵、陈平、周勃为辅政大臣。若樊哙在世，其军权将打破这一平衡，使外戚势力凌驾于功臣集团之上。

历史教训的投射：刘邦深知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贵族复辟的乱象。他绝不允许吕氏效仿武臣、张耳等割据势力，而樊哙的军事能力足以支撑吕氏割据。

三、历史悖论：樊哙的忠诚与政治现实

尽管樊哙与吕后关系密切，但其政治立场并非完全倒向吕氏。

对刘邦的忠诚：鸿门宴上，樊哙不顾生死闯入项羽营帐，以“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的慷慨陈词挽救刘邦性命。这种忠诚源于沛县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非单纯效忠吕后。

对刘氏江山的认可：樊哙参与平定异姓王叛乱时，多次以“为汉王守土”为口号，表明其认同刘邦的统治合法性。若吕后欲篡位，他可能陷入忠诚与亲情的两难抉择。

功臣集团的制衡：樊哙与周勃、灌婴等将领同属沛县集团，彼此存在利益纽带。若吕后过度专权，樊哙可能因功臣集团的反弹而收敛野心。例如，诸吕之乱时，周勃、陈平能迅速夺权，正因功臣集团对吕氏的集体抵制。

四、假设推演：樊哙在世的三种可能结局

主动参与篡权：若樊哙完全倒向吕后，凭借其军权与吕氏的政治资源，可能复制“周勃、陈平平定诸吕”的逆过程，但需面对功臣集团与地方诸侯的联合反抗，成功率极低。

保持中立观望：樊哙可能以“保全身家”为首要目标，既不公开支持吕后篡权，也不协助功臣集团反扑。这种态度虽能延续家族富贵，但难以避免被新朝清算。

倒戈功臣集团：若吕后逼迫过甚（如试图杀害刘盈），樊哙可能因沛县集团的情谊与自身利益，转而支持周勃、陈平。这种结局最符合历史逻辑，但需吕后犯下重大政治错误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