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帝驾崩，其子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这位以“康乾盛世”缔造者身份载入史册的君主，在登基初期却对父亲雍正帝的宠臣田文镜展开清算，甚至在乾隆三年（1738年）祭扫泰陵时，因田文镜墓墙“阻碍法驾”而命人将其陵墓推平。这场看似突兀的清算，实则是权力交接、执政理念冲突与政治博弈交织的必然结果。

田文镜：雍正朝的“改革利刃”与“酷吏争议”

田文镜的仕途在雍正朝迎来转折。他以监生出身，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直到61岁才因直言山西灾情被雍正赏识，从州县官擢升为山西布政使。此后五年间，他凭借雷厉风行的作风，在河南、山东推行雍正的新政，包括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推行“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等，成为雍正改革的重要执行者。雍正帝曾赞其“公正廉明”，赐葬泰陵附近，并为其设立专祠，甚至为其量身打造“河南山东总督”一职，足见对其倚重。

然而，田文镜的施政风格也饱受争议。他以“严苛”著称，对待下属与百姓均不假辞色，被时人称为“酷吏”。例如，雍正七年（1729年）至八年（1730年），河南、山东遭遇水灾，雍正本欲免除部分钱粮以减轻百姓负担，但田文镜却以“实未成灾”为由拒绝，导致部分百姓被迫卖儿鬻女求生。尽管雍正试图为其遮掩，称“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但此事仍成为田文镜晚年难以抹去的污点。

乾隆清算：权力更迭中的政治信号

乾隆帝登基时年仅25岁，面对父亲留下的强臣集团，他急需树立个人权威，巩固统治根基。雍正朝的“严苛政治”与乾隆倡导的“宽仁之治”存在根本性冲突，而田文镜作为雍正新政的标志性人物，自然成为乾隆调整政策、收拢人心的突破口。

1. 执政理念的直接冲突

乾隆认为，君主应以“仁爱”为本，而田文镜的“严苛治民”导致“百姓至今怨恨”，与他的治国理念背道而驰。乾隆曾公开批评：“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以供上用……其下吏竞为剥削，小民困苦无告。”这种评价，既是对田文镜个人的否定，也是对雍正朝政治路线的修正。

2. 借清算田文镜缓和矛盾

雍正朝的新政虽巩固了清朝统治，但也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尤其是科道官员（考中进士后为官的清流）与地方士绅。他们长期对田文镜的“酷吏”作风不满，但因雍正的支持而敢怒不敢言。乾隆登基后，允许这些官员借批判田文镜发泄怨气，实则是以最小成本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向士绅阶层示好，为推行新政铺路。

3. 避免直接否定雍正的“孝道”考量

乾隆深知，直接批判父亲的政策可能引发“不孝”的争议，因此选择清算已故的田文镜作为替代。田文镜在雍正十年（1732年）已因赈灾失误引咎辞职，晚年晚节不保，且无党羽庇护，成为最合适的“背锅者”。乾隆通过清算田文镜，既表达了改革决心，又避免了直接否定雍正的尴尬。

田文镜的“清算”与“部分平反”

乾隆对田文镜的清算并非彻底否定。尽管他推平了田文镜的陵墓，但当河南巡抚雅尔图于乾隆五年（1740年）请求将田文镜撤出贤良祠时，乾隆却驳回了请求，并明确表示“不必翻案”。这一矛盾行为背后，是乾隆对政治平衡的考量：他需要田文镜的“污点”来证明改革的必要性，但也不能完全抹杀其历史贡献，以免动摇雍正朝改革的合法性。

历史回响：权力与改革的永恒命题

乾隆清算田文镜，本质上是权力更迭期对新旧势力的重新洗牌。田文镜作为雍正改革的象征，其命运折射出改革者常面临的困境：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往往因触动利益集团而埋下隐患。乾隆的选择虽显冷酷，却也揭示了古代帝王巩固权力的现实逻辑——在“孝道”与“权威”、“宽仁”与“严苛”之间，政治利益永远是最高准则。

这场清算不仅改变了田文镜的历史评价，更成为乾隆开启“宽仁之治”的起点。它提醒后人：历史的评判从非黑白分明，而是权力、理念与人性交织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