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献王刘德（前175—前130年），作为西汉景帝刘启第三子、汉武帝刘彻异母兄，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汉代儒学复兴的核心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抢救先秦典籍、重建礼乐制度，其学术贡献不仅填补了秦火焚书后的文化空白，更奠定了汉代经学发展的基石，被后世誉为“儒宗”。
一、乱世中的文化抢救：从灰烬中重现典籍
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先秦典籍几近湮灭，汉初朝廷藏书寥寥。刘德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以河间王身份发起文化抢救运动。他亲率学者遍访鲁、燕、赵、魏等地，以“千金购书”的诚意打动民间藏书者。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刘德对献书者“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甚至为求《尚书》副本远赴鲁恭王封地。这种不取强夺、厚赏重用的策略，使其藏书量“与汉朝等”，涵盖《周官》《尚书》《礼记》《孟子》《左传》等十一种先秦经典，其中《毛诗》《左氏春秋》更因他的整理得以流传至今。
为系统整理古籍，刘德在封地乐成（今河北献县）修建日华宫，设立二十余处客馆，聚拢毛苌、贯公等百余名学者，形成当时最庞大的学术中心。他组织群儒对残缺典籍进行勘误订正，如《毛诗》经孔子弟子子夏传至毛亨，再由毛苌在刘德支持下完成系统注解，最终成为后世注解《诗经》的权威版本；《左传》经贾谊传至贯公，在刘德资助下完成校释，从杂家论说升华为史学经典。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使汉代朝廷得以在元光五年（前130年）接收刘德献上的“千部古籍”，汉武帝为此举行隆重接书仪式，并在三雍宫连续三十日策问儒学问题，刘德“对答如流”的学识令朝廷叹服。
二、礼乐重建：从制度到精神的双重革新
刘德深知儒学复兴需制度支撑。他仿照周代礼制，在河间国推行“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的治国理念，要求官员言行举止皆依儒礼。为恢复雅乐，他组织学者根据《周官》记载复原古代乐器，创作符合儒家伦理的宫廷音乐。元光五年朝见汉武帝时，刘德献上的“八佾之舞”与《乐记》理论，被班固评价为“与制氏不相远也”，即接近周代礼乐原貌。这种从制度到艺术的全面复兴，使河间国成为汉代首个“礼乐之邦”，山东儒生纷纷“从而游”，形成与朝廷经学并立的学术流派。
其学术实践更突破了今文经学的局限。当时朝廷推崇的《齐诗》《鲁诗》《韩诗》多凭口耳相传，文字讹误严重。刘德力推的《毛诗》《左传》则基于古文旧本，保留了更多原始信息。例如《毛诗》保留的“古文经”与《鲁诗》的差异，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多元解读空间。这种对古文经学的重视，直接引发了西汉末年刘歆与今文经学家的激烈论战，最终推动经学向“通经致用”方向发展。
三、历史评价：从贤王到文化符号的升华
刘德的贡献在汉代即获高度认可。汉成帝时博士平当称其“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杜业更直言“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唐代诗人张继在《河间献王墓》中写道：“汉家宗室独称贤，遗事闲中见旧编”，将其与商汤、周文王并列；宋代王安石途经河间时感慨“北行出河间，千岁想贤王”，朱熹则设想“使河间献王为君，董仲舒为相，则汉之礼乐必行”。这些评价反映出刘德在儒学史上的标杆地位。
现代学者更从文化传承角度重新审视其价值。魏彦红指出，刘德“对古文经学的推重，为其后古文、今文经学之争埋下了导火索”；司马光认为“微献王，则六艺其遂昩乎”，强调其对儒家经典存续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刘德整理的《毛诗》成为唐代科举指定教材，《左传》在宋代被立为官学，其学术成果持续影响中国两千余年。
四、精神遗产：实事求是与文化自觉的典范
刘德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这一源自《汉书》的评价，既指其校勘典籍时“字异文非必研讨辨析”的严谨态度，也体现为不附和朝廷、坚持古文经学独立的学术品格。当汉武帝以“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暗示其政治野心时，刘德选择“纵酒听乐”以明志，这种将学术纯粹性置于权力之上的操守，使其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