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仲作为中国夏朝时期伟大的发明家，被后世尊为“造车鼻祖”，其历史地位与地域归属始终是学界与民间热议的话题。若以“奚仲是否为邳州人”为核心追问，需从历史记载、地域变迁、文化认同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最终结论需回归到“历史人物与地域文化的动态关联”这一本质。
一、历史记载：奚仲的双重身份与地域标签
根据《滕县志》《左传》《元和郡县志》等史料记载，奚仲为东夷族任姓后裔，黄帝之后，夏朝时期因发明两轮马车被大禹封为“车正”（掌管车服的官职），并赐封薛国（今山东省滕州市张汪镇东344省道附近）为领地，成为薛国始祖。这一身份奠定了其“薛国人”的官方定位。然而，《左传》明确记载“薛之祖奚仲迁于邳”，《元和郡县志》进一步说明“下邳县，本夏时邳国，后属薛”，揭示了奚仲与邳地的深层关联。
关键点在于“迁于邳”的动机与结果。夏朝时期，邳地（今江苏邳州北部戴庄、岔河一带）为东夷族聚居区，奚仲作为掌握先进造车技术的工匠，其南迁可能是夏王朝为开发疆域、传播技术的战略部署。迁徙后，奚仲成为邳国缔造者，被后世尊为邳国文明开拓者。这种“薛国始祖”与“邳国缔造者”的双重身份，使奚仲成为连接鲁南（薛地）与苏北（邳地）的文化纽带。
二、地域变迁：邳州与薛国的历史交织
邳州与薛国的地域关系随历史演进呈现动态变化。夏朝时期，奚仲封薛后南迁邳地，建立邳国，形成“上邳（薛）”“下邳（邳州）”的地理格局。商汤灭夏后，封奚仲十二世孙仲虺于薛，复建邳国，邳地成为薛国附属。周代以降，邳地先后归属宋、楚、齐等国，至秦统一后设下邳县，归属东海郡。这一过程中，邳州与薛国的行政归属多次分离与重合，但文化认同始终紧密相连。
考古发现为这种关联提供实证。1954年山东枣庄出土的周朝“邳伯罍”铭文“不白”（即“邳伯”），印证了邳国贵族的存在；邳州大墩子古文化遗址出土的6000年前陶鸡，与奚仲时代东夷族驯鸟为鸡的传说相呼应，暗示邳地早有文明积淀。奚仲迁邳后，其族人与东夷鸟族通婚融合，推动渔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进程被邳州博物馆的陶鸡文物与“鸡”字造字传说（“奚”+“隹”=“雞”）所铭记。
三、文化认同：奚仲作为地域符号的当代诠释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奚仲的“邳州人”身份已超越历史事实，成为地域文化认同的象征。山东枣庄薛城区以“奚仲故里”自居，立有造车鼻祖青铜塑像，举办奚仲文化研讨会；江苏邳州市则通过“奚仲开邳国”的历史叙事，将奚仲塑造为城市文明始祖。这种“一祖双城”的现象，本质是地域文化资源争夺与共享的体现。
从文化传播学视角看，奚仲的造车技术对鲁南、苏北地区产生深远影响。两轮马车的发明不仅提升了运输效率，更促进了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邳州作为“下邳”核心区，在秦汉时期成为交通枢纽，这与奚仲奠定的技术基础密不可分。因此，将奚仲视为“精神上的邳州人”，是对其历史贡献的当代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