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度对皇权和门阀世家分别都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什么容易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呢?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一、九品中正制度的承认与否决
曹丕篡汉自立后，采纳了大臣陈群的建议于天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这一制度的出现打破了察举制的局限性，将考察学子的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所有。
因此，九品中正制度出现的早期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消极的一面。曹丕并不像曹操那样有着较高的威望，所以他设立九品中正制度的另一个目的，便是为了拉拢当时门阀世家的支持。
为何会这么说呢?九品中正制度下需要考察学子的家室、背景，也就是说门阀世家子弟很容易就进入朝堂，而寒门学子若没有世家的推荐几乎不会有上升的空间。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九品中正制的“中正官”逐渐被门阀世家所垄断，也就是说底层学子的上升渠道被门阀世家捏在手里，自此仕途资源成为了世家大族的专属。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吧，九品中正制度实施后得到了士族的极力维护和支持，毕竟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利益与特权，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士族阶层也定然会支持皇权。
总的来说，九品中正制的背景下，使得皇权、官僚的运行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整合，这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一场士大夫阶层与皇权的无形交手。
每一种政治体制的出现都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九品中正制度的积极意义便是打破了士族的仕宦特权，维护了皇权、中央集权，保障了官僚资源的更新和皇权的稳定。
九品中正制度的消极意义便是进一步对对士族特权的肯定，从某个角度来看它的勋在又促进了士族对官位的世袭权力，这是一场皇权与门阀支架的政治交易。
二、九品中正制抑制门阀对皇权的削弱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大背景下“门与阀”的品阶成为了进入仕途的优先条件，虽然从整个大格局来看，这样一种制度对门阀世家有着倾向性和优待性，但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制约。
比如，无论门阀世家的子弟想要通过何种方式进入官场，他们都必须要经过“中正品第”的考核才能获得相应的资格，所以此时皇权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士族官员的权力依然低于皇权。
两晋南北朝时代，朝廷的选举名义上依然还是面向全社会的，这一时期的选拔人才的条件得到了放宽，户口、年龄等皆进行了改变，这是皇权急于求贤的体现，也是政治上的一种创新。
所以说皇权统治的背景下，虽然九品中正制度对士族仕宦特权有一定的维护，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皇权选拔人才的基础，保证了政治体制的正常且高效运转，既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较量。
以晋朝时期为例子，司马氏控制天下政权存在两个重要的特点。
其一，司马家族能够崛起本身就是建立在门阀世家的支持之上，所以他不得不深化九品中正制度的运行，为门阀世家带来更大的利益，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支持。
其二，司马士控制天下后便从门阀一跃成为皇权，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又必须要选拔贤能，如此才能保障晋朝的长治久安，君主的权力才会得到维护。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有着极大的政治色彩和政治需求，皇权想要摆脱士族化色彩却又无法摆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皇权与士大夫阶层的较量。
南北朝时期，孝文帝在“门第”选拔人才的基础上，兼顾着对人才能力的考量，虽然冲击着九品中正制度的施行，削弱了门阀世家因九品中正制获得的益处，但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这一时期仕途自然虽然依旧被门阀世家所垄断，但也在潜移默化地让士族特权向官僚政治转变，即门阀世家不再是皇权的威胁，而是服务于皇权的官僚阶层。
北魏年间，孝文帝为选拔人才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一方面门阀世家依然可以从九品中正制度下活力，对官场资源加以垄断。
但另一方面因皇权的干预，考试限制了诸多无才无德的士族子弟进入官场，一些有才华的底层学子频频出现。
整个九品中正制的时代，最初它(九品中正制)的出现时为了更好的选举，可惜迫于政治压力皇权不得不向门阀世家低头，以考察、考试为基础的选拔模式变成了权宜之计。
三、九品中正制在南北朝时期的演变
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职官制度、爵位制度与其进行了结合并催生出了一种新的体制，亦或者说皇权对士族身份进行了划分与认定。
北魏孝文帝曾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三清九流”与流外之制，也就是说通过官品的大小和职官制度相呼应，既能够划分皇权与贵族的界限，也给了门阀世家一种地位上的肯定。
以北魏孝文帝的三清九流与流外之制为例子，三清是流内的管衔，“九流”则是对士庶的一种区分，唯有获得“流内”的资格才能进入“三清”的行列。
“九流”并无实际的高低之分，它仅仅代表着拥有了为官的资格，至于未来会当什么官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流外之制直白一点来说就是对寒门的划分，因为这一行列的官职多为寒门学子担任。
更甚至孝文帝执政北魏期间，还以“定姓族”为基础对门阀的序列进行了划分，进而将门阀氏族列入了国家体制，这也是一种“三清九流”的体现。
九品中正制度下“中正官”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也是孝文帝定流品政策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得社会变得尊卑有序、阶级清晰，但也在无形中加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五等爵制是北魏宣武帝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爵位制度可以作为中正定品的参考依据，官员的品级却不具备这样的资格，也就是说寒门子弟或许官职高，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门阀氏族从中获利极大。
这样一种制度的实施，使得受到鲜卑族青睐的门阀世家、士大夫阶层得以进入中枢机构，享受九品中正制度所带来的特权和利益，变相巩固了黄权的统治和保护。
北魏鲜卑族政权能够在乱世中快速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皆赖于九品中正制度带来的便利性，它把各大门阀是假的利益与鲜卑皇族绑定到了尤其，实现了拓跋鲜卑王朝的统治和稳定。
相比于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南朝的体制与其差别很大，比如刘裕建立刘宋之后，东晋王朝与门阀对南方的控制基本就结束了，皇权与官僚的状态回归正常化。
同一时期，北朝的官僚制度是不给侍卫武官等吏姓寒人品级的，但是南朝却给寒门提供了一个进入九品行列的就会，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九品中正制度发生动摇。
刘宋时期，只要你有特殊的才干才华，亦或者在战场上、政治场上建功立业，便可以跻身士大夫之行列，也引发了一系列门阀世家与底层寒门的争斗较量。
当时，刘宋王朝设立了一种名为“勋品制度”的政策，从某个角度来说依旧是对门阀世家的特权保护，可是它却改变了魏晋以来寒门不入流的事实，使得寒门子弟可以在官场中升迁，哪怕具备局限性也是一种时代的突破和进步。
综上所述就不难发现，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选官制度，更像是皇权与官僚阶层的一种利益交换，一种无形中的较量与平衡。
北朝时期，孝文帝通过“三清九流”的政策对门阀氏族、对仕途官员进行划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政治需求，他给予门阀世家一种身份上的确认，以此换来民族之间隔阂的消融，进而得到汉民族的支持，真正做到鲜卑与汉族“胡汉合流”。
南朝时期，门阀世家虽然依旧是上流社会的主体力量，但大势所趋下寒门子弟得到了崛起的机会，但皇权为了获取士族的支持不得不对门阀与寒门进行高低贵贱的划分，以此达到稳固皇权与人才选拔的平衡点。
其实，无论是北朝的“三清九流”制度，还是南朝的“勋品制度”，说白了都是皇权之下九品中正制度与门阀世家的产物，皆是为皇权稳定所服务的，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独特的官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