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皇帝可以称之为“千古一帝”？

2023-03-23 11:45:12

　　“千古一帝”一词是明朝李贽第一个提出并创造的词汇。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中说道“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从秦始皇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六国、开创帝制，到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帝制终结，在两千一百余年的历史中，曾先后诞生过四百余位皇帝，那么又有哪些皇帝可以称之为“千古一帝”呢?

　　既然称之为“千古一帝”，也就是说至少也应该以一千年为时间跨度来评选，我们不妨便以唐朝灭亡的天祐四年(907年)为分界线，于此前后各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各挑选出一位。再加上秦始皇，所谓的“千古一帝”应当不超出这三位才对。

　　无法否认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

　　正如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中所说，“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秦始皇乃是理所当然的“千古一帝”。且不说他远超后世帝王的历史功绩，作为封建帝制的开创者，无论你承认与否，都无法否认他乃是历史上第一位皇帝这个客观事实。

　　即使论历史功绩，秦始皇也不输于任何一位后世帝王。实际上，纵观中国封建帝制两千余年，相较于攻灭六国、一统天下，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更在于统一天下后的所作所为，其所开创的一系列制度，可以说深远影响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1、为大一统思想奠定基础。由于春秋战国以来的长期分裂，诸侯各国文化虽然均脱胎于西周文化，但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列国文化早已各不相同，且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例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国法家文化、以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和浪漫奔放的楚文化等。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全面推行统一的律法、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等政策之外，也曾尝试过融合列国文化，可惜皆以失败告终，以致最终导致了“焚诗书”事件的爆发。但秦始皇的所作所为，无疑击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壁垒，为西汉时期的思想文化大融合，统一民族观念和大一统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开创中央集权统治。先秦时期，无论是夏商的王还是周朝的天子，其更多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除了直接受其统治区域外，其统治力只能延伸至各方国和诸侯国的统治阶层，导致其对国家整体的控制力极弱。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其中各郡、各县官员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免，全面推行户籍、秦律，从而使得皇帝对天下的控制力大大加强。也正是自秦以后，中央集权制开始成为历代王朝的主要统治模式，而秦朝的“郡县”两级行政区划，更是直到明清时期才被多级制正式取代。

　　3、开启精英统治时代。先秦时期，由于长期推行世卿世禄制，统治阶层极为固化，决定你是否成为统治集团的并非能力而是血缘，因而权力长期集中于贵族之手。虽然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奴隶制的崩溃，世卿世禄制也一定程度遭到破坏，但贵族特权仍然大量存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世卿世禄制才算彻底被废除，秦始皇创立“三公九卿制度”，明确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设置，且官员统一由中央朝廷选拔和任命。虽然当时没有配套的官员选拔机制，且教育普及度相对较低，但贵族统治的时代却已经成为历史，并就此拉开了精英统治时代的序幕。

　　4、奠定自耕农经济基础。夏商和西周时期，由于生产能力相对落后，当时农业生产主要采取“井田制”，即土地所有权属于王和天子，诸侯王、卿大夫则负责实际管理土地，百姓对土地则没有处置权。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虽然“井田制”遭到了破坏，土地王有制不复存在，但诸侯王和卿大夫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仍然牢不可破。

　　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下令推行“黔首自实田”，这才从法律层面废除了土地贵族所有权制，全面推行土地私有化，自耕农经济也随之建立。此后，普通百姓不仅拥有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可以随意买卖土地，只需要按照比例向朝廷上缴一定的赋税便可，其余产出则完全自有。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才使得百姓真正脱离贵族掌控，即使是社会底层的佃农，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人身自由却不受其支配。而自秦始皇以后，自耕农经济便也就此成为了历代王朝的普遍农业经济制度。

　　如上所述，秦始皇真正的历史贡献，其实并不在于一统天下终结了一个旧时代，而是在于推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些制度影响了此后封建王朝长达上千年，乃至两千余年。仅以对后世的影响力而言，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秦朝至唐朝的“千古一帝”：汉武帝刘彻

　　虽然明朝王志坚在《读史商语》中说过，“三代以后，如文皇者，真千古一帝也”。但关于唐朝以前谁能当选“千古一帝”，个人在汉武帝刘彻与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纠结了很久，但结合两人的文治武功和历史功绩，最终还是选择了汉武帝刘彻。

　　1、建立官员监察系统。虽然汉初沿用了秦朝的监察御史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已经逐渐荒废，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汉武帝于元狩五年(前118年)在丞相府增设司直一职，协助丞相检举不法。

　　同时，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每州设监察刺史，以六条问事来监察州内地方官及豪强。后又于政和四年(前89年)设司隶校尉，监察朝中百官和京畿七郡。这可以说形成了最早的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后世王朝对此多有沿用，例如唐太宗划分天下为十道，派采访史等监察官员赴地方监察等等。

　　2、完善人才选拔机制。秦朝虽然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建立了全新的官僚系统，但却始终没有相配套的人才选拔机制，这导致汉初以来朝廷主要职位全部被列侯或外戚所垄断。为改变这一局面，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颁求贤诏，不问出身、只重才学。

　　同时，汉武帝大力发展了察举制，于元光元年(前135年)下诏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后合称孝廉，使察举成为定制，孝廉亦成为察举制的核心科目。这可以说是古代最早的人才选拔机制，大大加强了朝廷从地方选拔人才的能力，同时也使得寒门学子一定程度得到了入朝为官的渠道，直到科举制诞生之前，“察举”都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

　　3、终结郡国并行制。汉初，刘邦受制于天下形势，只得推行“郡国并行制”，即在朝廷直辖区域推行郡县制，于其他地区推行分封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间的矛盾却是日益严重，最终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

　　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在主父偃的建议下，开始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以“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封的侯国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由于“七国之乱”中诸侯实力损失惨重，在粉碎了淮南王、衡山王叛乱阴谋后，“推恩令”得以顺利推行，“郡国并行制”被彻底终结，中央集权程度大为加强。

　　4、年号纪年就此诞生。秦汉以前，纪年方式主要以统治者“谥号+年份”的方式，汉文帝、汉景帝时虽有“改元”措施，但仍未建立年号，而是采取每六年一改元的方式，例如“前元”、“中元”、“后元”、“一元”、“二元”等。

　　汉武帝五元三年(前114年)，朝廷便有人建议废掉以前简单的数字排列法，改以“天瑞”来纪年。次年，汾阴出土宝鼎，遂将五元命名为“元鼎”，并将一、二、三、四元分别追加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的年号。三年后，刘彻封禅泰山，改元元封，并最终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正式启用年号纪元，而年号纪年制度则成为了此后历代帝王所采用的主要纪年方式，甚至还影响了东亚各国，一直延续至今。

　　5、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建立以后，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经济，主要采取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但长期采取这种治国理念，却导致朝廷变得暮气昭昭。因此，汉武帝即位之初，便表现出了极强的崇儒意向，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第一次举贤良时便明确表示“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都不录用，但因窦太后等势力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直到亲政之后，汉武帝才于建元五年(前136年)设五经博士，重申尊崇儒术。不过，虽然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汉武帝却并未全部采纳，而是采取 “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的方针，从而使得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得以糅杂并用，从而形成了一套“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被后人归纳为“阳儒阴法”“外儒内法”，并由此成为了此后两千余年的主流思想。

　　此外，汉武帝还对历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秦朝以来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改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并采用二十四节气，首次规定以没有中气的月分为闰月，我们如今所用的农历，便是诞生于此。还有盐铁官营、铸造“五铢钱”等制度，对此后历代王朝影响同样极为深远。

　　唐朝至清朝的“千古一帝”：明太祖朱元璋

　　李贽在将秦始皇评价为“千古一帝”之后，又在《续藏书》中说道，“我太祖高皇帝，盖千万古之一帝也”。个人认为，这个评价也算是相当准确，唐朝以后就文治武功和历史功绩而言，恐怕也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可称“千古一帝”了。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的过程就已经算是地狱难度了，也正因此被赋予了“得国最正”的美誉。由于出身问题，朱元璋学识极为有限，但文治武功和历史功绩却一点也不小。

　　1、终结皇权与相权之争。自丞相制度建立以来，虽然丞相职位时废时立，但无论是丞相还是宰相，虽然对皇帝有一定辅佐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与皇帝争权的现象，因而皇权与相权之争长期存在。

　　明初沿用元朝官僚制度，设有中书省左右丞相之位，后因胡惟庸权势太大，已经威胁到皇权，且日益骄横、懈怠政事，于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诛杀胡惟庸，同时废除中书省，不再设立丞相，皇权与相权之争就此终结。而为了减轻皇帝工作量，同年九月朱元璋又设立四辅官辅佐自己，虽然两年后又予以撤销，但却已经初步形成了内阁雏形，而这一制度则影响了明清两朝。

　　2、奠定地方基本制度。在地方上，由于元朝的行政区划极为混乱，朱元璋为了方便统治管理，减少行政区划层级，取消了二级制和五级制，采取三级制和四级制并存的方式，其中又以“省-府-州-县”四级区划系统为主，而这也基本奠定了明清两朝的行政区划。

　　至于地方的官僚机构，朱元璋则废除了行省制，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3、食盐专卖制度破除。自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以来，食盐的制造与买卖便始终掌握在朝廷手中，历朝历代对于私盐的打击力度都极为严格，不过由于天下大乱，自五代十国开始民间私盐现象便极为严重，已经到了朝廷打击不尽的地步。

　　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推行“食盐开中”新政，即开中法，将实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盐专卖制度网开一面，允许民间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的许可证“盐引”，大约30斤粮食可换一份“盐引”。如此朝廷不仅可以让利于民，而且也一定程度解决了边防供给难题，这项制度也影响了明清两朝。

　　4、恢复汉家礼乐习俗。元朝时期，由于蒙古入主中原，且采取相对粗暴的统治方式，中原汉文化受到蒙古和其他民族的影响和冲击极为厉害。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便开始立志恢复汉家礼乐习俗，可以说有再造华夏的功绩。

　　朱元璋下诏制定《大明集礼》，力图恢复汉族礼仪文化，并采取一系列去蒙古化的措施。服饰方面“复衣冠如唐制” ，并制定了具有明朝特色、等级严格的冠服制度;礼仪方面革除胡跪，恢复汉族传统的稽首、顿首、空首的跪拜方式，并按等级实行五拜、四拜、再拜之礼;姓名方面严禁胡姓;语言方面杜绝胡语，钦定《洪武正韵》;婚姻方面禁止收继婚。通过复兴汉文化，朱元璋成功驱除了蒙元的阴影，避免了汉文化因蒙元入侵而彻底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