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公元9年1月15日—公元23年10月6日)，是继西汉之后由西汉外戚王莽建立的朝代。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死后，选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仿效周公居摄践祚，自称“假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建元“始建国”。改国号为新，建西都常安、东都洛阳，史称新莽。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王莽改制为何导致新朝灭亡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汉朝是历史上仅次于周的长寿王朝，但中间却被王莽篡位了一回。只是因为王莽的朝代延续时间太短，让这个中间期缺乏足够的存在感。后人在总结这个阶段时，也往往诟病于王莽颁布的一系列新政措施。
王莽的新政最有名的一条，就是更改天下土地作为“王田”禁止买卖，并且声称这是恢复古老的“井田制”。但是这套系统和真正的周朝井田制度完全是两码事!
首先，井田制度是建立在周王朝封建制基础上的。虽然周王室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以古代的交通条件和行政效率，不可能做到真正管理每块土地。因此，周人的做法是将土地赐封给各家诸侯。接受赐封的诸侯又将自己的封地，以同样的形式转封给麾下的士大夫们管理。其中典型，就是三家分晋中的赵、魏、韩。他们全部都有各自独立的封地和军队。
这个时代的土地制度，也非常类似欧洲中世纪那种逐级分封模式。只不过前者依据的是宗法，将土地分给自己的近亲。后者则是与自由人的契约，可以根据签订的协议将土地转让。结果，自然是所谓的井田制，不过是一种政治幻想，而非周王室自己真正拥有过的土地。
王莽的新政完全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王莽自己就没有大规模地分封家人或亲信，所有的土地都要变成“王田”，禁止买卖!因此，其新政只能说是一种托古改制，用早先的儒家经典去包装自己的新政策。所以，这样的政策不可能缓解社会矛盾，反是有所加剧。
西汉末年天灾不断，刘氏政权日益危机。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发展出“再受命”和“易姓受命”这两种论调。这才让王莽得以篡汉，并承载了各基层人士的热切期望。
但因为其政策的“均田”性质，使得所有土地都必须要进行迅速再分配。用没收地多的人的田地，去分给地少的。但结果不仅是惹怒了王公士大夫们，连还有部分地产的普通人也利益受损。而且是因为按照人头来进行配额，所以让生育较少的家庭吃亏。由于古代社会存在不少隐匿人口，所以王莽的官员们也没法统计出准确的人数和对应土地规模。这就给合理分配带来巨大麻烦，没有讨好任何人，反而得罪所有人。
经过了四年折腾，王莽自己都扛不住了。于是下令再一次开放土地禁，令让“王田”重新变得可以买卖，土地新政以彻底的失败告终。但这种前后反差巨大的矛盾政策，实际上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为了弥补损失，王莽便将复古的年代从西周调整到西汉。准确的说，就是著名的汉武帝时代。
在新朝的第二阶段，王莽开始下令进行国家专营制。将原来开放给私人资本的盐、铁、铸币和酒等几大行业，全都收归朝廷。这一做法迅速消灭了赖以致富的商人，但后果也很快显现。
由于垄断机构可以排除了一切竞争而坐收巨利，所以官府卖的盐比起私盐来说是质量差、价格高，还要搞强制摊派。官府铸造的农具也不考虑农民实际需求，大都粗制滥造，而能否买到还要看官方售货员的脸色。这些推销员根本不用到农村中搞促销，反而让农民在长途跋涉来购买农具时吃闭门羹。最后，大量农民被迫退回到石器时代。他们用木器和石器耕种，吃植物上和盐碱和土里苦涩的天然盐分。
早在汉武帝死后，西汉的专营制度就有所反复和松动。但是王莽不但复兴了一切专营，还做的变本加厉。酒水和铸币的权利被收走不说，连铜的冶炼也没放过。甚至私人对于山川河水的开发也是违法行为要被治罪。
此后，王莽又推出了商税和国家贷款。所有的工商业者都要上交纯利润的10%作为“贡”，然后让朝廷拿着“贡”去放贷。最后根据业务分别采取“无息”和1/10的利率。由于没有成熟的数学理念和记账手段，这种理想化的金融措施也就带来了严重混乱。
纵观王莽篡位后的执政生涯，颁布了许多与民争利的措施。为了确保每项政策的精准实施，还要大量扩编官员队伍。但庞大的官僚体系，基本上不产出任何经济效益，反而需要耗费高昂的成本。下级部门为了通过考核，甚至要不断对自己的上级进行欺瞒。上级部门又对朝廷本身进行欺瞒，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创造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全民困顿局面。
最终，王莽的新朝在无人不恨的状态下覆灭。异常讽刺的是，当义军刚刚起势时，下级部分就为了遮羞而对上级瞒报。当朝廷发现问题时，局势已经彻底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