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人称洛阳天才少年。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他于汉文帝执政的第一年被征召入朝为博士(皇帝的顾问)，向汉文帝献上了许多有利于汉朝统治的策略。
他当时提出的很多策略后来都陆续被汉文帝之后的汉朝皇帝们采用，对此后数百年，两汉的政治体系和治理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在贾谊生前，对其才华无比欣赏，也赞同他所有策略的汉文帝却没有进一步重用贾谊，两次将其外放到诸侯王处为官。
贾谊对此很苦闷，汉文帝十二年，时任梁怀王太傅的贾谊因此前一年，梁怀王刘揖坠马死亡而深感自责，郁郁而终，年仅三十三岁。
此后，历朝历代的文人，都对贾谊的英年早逝，感到很惋惜，也对其有才却不得志而愤怒。
宋朝的欧阳修就认为，如果汉文帝尽用贾谊之策，当“功比三皇”，苏轼也认为贾谊是“王者之佐”。
包括近代的毛主席，也曾专门写诗称赞贾谊，还绝无仅有的写了两首诗夸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汉文帝并非昏庸的皇帝，毛主席也认为其是“圣主”，汉文帝的政治能力和领悟能力都是超强的，他不可能看不见贾谊的才华和策略的重要性。
如唐朝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
那么，汉文帝为何在征召贾谊入朝，又充分了解到贾谊的能力后，却两次将其外放，而不是留在朝中为官，并依照贾谊的策略治国?
从历史记载看，汉文帝本来是想提拔和重用贾谊的，而他之所以后来又疏远贾谊，也拒绝了贾谊提出的部分策略，全是因为，贾谊提出的重点策略“时机不对”。
汉文帝在征召贾谊入朝后，对于贾谊所献的《论积贮疏》中的建议，如重农抑商的经济策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等，几乎全盘采用。
在这些建议实行并起到良好效果后，汉文帝在其执政的第四年，本来想提拔贾谊为公卿，也就是从只能动嘴巴的顾问，提拔成有实权，能干实事的正式官员。
恰好此时，贾谊提出了新的策略，他建议遣送列侯们离开京城，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封地，剥夺他们在朝廷中的职务，以免这些位高权重的勋贵重臣集中在京城，影响到皇权。
这个建议明显把满朝的功勋重臣全给得罪了，于是，汉文帝想提拔贾谊的举动，遭到了大半个朝廷的反对，《汉书·贾谊传》中记载：
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汉文帝在群起的谴责贾谊之声中，选择了放弃贾谊，把他外放到长沙。
汉文帝难道不知道功勋重臣对皇权的掣肘吗?他不但知道，估计也从心里赞同贾谊提出的建议，但贾谊所选择的时机不对。
汉文帝的皇位是这帮功勋老臣们送上去的，诸吕之乱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勋老臣们，没有选择出兵讨伐吕氏的刘氏诸侯王当皇帝，却选择了在封地看热闹的代王，也就是汉文帝继位。
因此，那些在诸吕之乱中出了大力的诸侯王们，对汉文帝摘了桃子的行为是很不满的。
汉文帝能稳稳当当的坐在皇位上，全是靠功勋老臣们在支持，依仗他们来制衡诸侯王。
贾谊提出消除功勋老臣们的权柄时，汉文帝执政不过短短四年，还没来得及解决功臣权力过大，掣肘皇权，以及降低诸侯王威胁的问题，这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因此，当时的汉文帝不敢得罪功勋老臣们，要是把他们逼急了，他们联合诸侯王们搞政变什么的，汉文帝的皇位都坐不稳。
要知道，诸吕之乱后，这帮子功臣们，对汉惠帝的遗孤都敢一个不落的全杀掉，谁敢威胁到他们的权位和身家性命，他们是敢拼命的。
至少在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前，汉文帝还需要功勋老臣们的支持，因此，只能牺牲贾谊。
如此，贾谊提出了对皇权有利的建议，却被贬斥到长沙。
三年后，即汉文帝七年时，汉文帝又想起贾谊了，而且，起用的贾谊的阻碍也基本没有了。
在这三年中，汉文帝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让皇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比如曾诋毁贾谊的周勃，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被汉文帝解除了职务，送回了封地。
汉文帝在这个时候，不但把贾谊召回到京城深谈，还把他从长沙王那调到封地离京城更进的梁王(封地在河南商丘，梁王还是汉文帝最喜欢的幼子)处任职。
或许，要不了多久，贾谊就会被调入京城任职。
但此时的贾谊，又给汉文帝上了一份《治安策》，提出了不少新的建议，其中，有一项建议是：
欲天下之治安 ，天子之无忧，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这个建议是针对刘氏诸侯王的，也就是把各诸侯国分成若干份，改变嫡长子继承制，让诸侯王的所有子孙都有继承封国土地之权，都能从原有的封国土地中继承一份。
如此，不需费一兵一卒，让诸侯国越分越小，直至对中央再无任何威胁。
这个策略后来被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采用，变成了著名的《推恩令》，对汉朝彻底解决尾大不掉的刘氏诸侯王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后世有评价《推恩令》是“贾谊兆其端 ，晁错献其身 ，主父偃毕其功”。发起人实实在在是贾谊。
但在汉文帝七年时，汉文帝不但没有采用贾谊的这个建议，从此之后，直到贾谊去世，也没敢再提拔贾谊。
汉文帝为何会如此?原因还是贾谊提出这个建议的时机不对。
诸侯王的危害，汉文帝哪能不知道，但要解决诸侯王的问题，很容易引发战争，十九年后，汉景帝在晁错的鼓动下，要解决诸侯王问题，就直接导致了“七王之乱”。
汉景帝平息“七王之乱”，是依靠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可在汉文帝七年时，汉文帝为了加强皇权，才刚刚把周勃给整治了一顿，把功勋老臣们吓的发抖。
这个时候的汉文帝，和功臣集团的关系很紧张，如果赞同贾谊的建议并予以实施，万一引发了战争，谁来帮他领军讨伐诸侯王?
用周勃?汉文帝肯定是不敢的，才整治了他，哪敢授予他兵权?后来的汉景帝敢用周亚夫，那是过了十九年，该有的怨恨也都消除的差不多了。
贾谊提出建议时，汉文帝是无法依靠功臣集团帮助自己打仗的，为此，他暂时也不能刺激诸侯王们。
如此，汉文帝只能再次放弃贾谊。
贾谊提出的策略，全是对的，虽然他也有私心，把功臣集团和诸侯王的权柄拿下后，皇帝治理天下就得靠儒生，这是他所有建议的终极核心。
但他的建议和私心，对皇权是有利的，汉文帝之后的汉朝皇帝们，在国策的制定上，几乎全是沿着此前贾谊提出的道路在走。
只不过，在贾谊生前，他的关于加强皇权的建议，都没有选择对时机，所以汉文帝不敢重用他。
贾谊或许很郁闷，直到死都郁闷，但时机不对，哪个皇帝都不敢采用他的主张，就如《推恩令》，贾谊提出这个主张的四十六年后，汉武帝才在时机比较成熟时推出。
在数百年后的三国时期，当时的智谋之士在为主君献策时，也都会考虑时机问题。
比如，鲁肃在《榻上策》中为孙权谋划帝业时，就提出“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诸葛亮在作《隆中对》时，也有等待“天下有变”之语。
他们谋划的战略，都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进一步进行，无一例外。
贾谊不该因郁闷而死，他就没看透时机的问题，没能审时度势，只感觉自己怀才不遇。
这种事，皇帝又不会跟他明说，需要自己领悟，他若能想通，高高兴兴的活着，到汉景帝继位时，绝对会被提拔重用。
可惜，他到死都没能想通，否则，就不会英年早逝了，急功近利才是他自身不足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