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对于这场战役的胜败原因，历来都有官方或诸多私人进行分析和总结。
比较正式的如人教版教材是这样分析袁绍失败的原因：
曹操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处于有利地位。经济上，采取了恢复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些措施。所以在官渡之战中，曹操能打败袁绍。
但我更倾向于“性格决定命运”的观点.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三国志·杨阜传》中记载，杨阜曾说：
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令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必能济大事者也。
当时，对曹袁二人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郭嘉等人。
在杨阜、郭嘉等人看来，曹之所以能灭袁，实因袁绍遇事不断、少决所致。
在我看来，袁绍遇事不断、少决，是其性格使然。正因如此，原本强大的袁绍在同曹操的角逐中，机会不断丧失，走向末路。
再从当时的历史场景看，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灵帝病逝，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和蹇硕为首的宦官争权。董卓进京，擅行废立，且性极残忍，引起官僚士大夫的愤恨。
在此情况下，出身于四世三公、势倾天下的世家大族子弟袁绍被推为盟主，讨伐董卓。
然而，袁绍既不率先杀敌，也指挥不了这数十万大军。酸枣粮尽，诸君作鸟兽散，一 场讨伐不了了之。
按理讲，假设讨伐董卓成功，袁绍将名副其实地成为世家大族的领军人物。然而，机遇垂青了袁绍，而他却没有抓住机会。
反观讨伐董卓时的曹操，其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应趁机与之决战。随后，曹操与董军大战，虽败，但其果敢与袁绍遇事不决的性格不言而明.。
再如，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汉献帝逃至曹阳，沮授提议袁绍把汉献帝这面旗帜抢到手，但袁绍最终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
而曹操则毫不犹豫抓住机会，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八月，亲自迎汉献帝于许县。
此后，曹操借天子以自重，略取了河南大片土地，甚至关中的割据势力也纷纷来归附，势力发展很快。
在这场较量中，袁绍再次因遇事不决的性格失去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即使如此，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伎俩面前，袁绍完全可以凭借优于曹操的军事力量，抢回汉献帝，重新赢得政治上的优势。
于是，官渡之战爆发。
当时，袁绍帐下有田丰、许攸等谋士，开战之前，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元月，曹操领兵攻打刘备，许都空虚，田丰建议袁绍领兵袭击曹操后方，一定可以胜利。
但袁绍却说孩子有病，无心出征，而待曹操击败刘备，还军官渡之后，袁绍才匆促决定出兵。
此时，机会已失.，在讨论出兵时，田丰认为：
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
袁绍不从，后田丰强谏，被投入狱中。
战争期间，许攸提出乘曹操倾军而出，轻骑奔袭许都的建议，但袁绍不从。
后来，当曹操奔袭袁绍粮仓乌巢之时，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援在乌巢的淳于琼，而郭图却主张发兵去进攻曹军大营。
袁绍认为郭图说得对，于是派高览、张郃率领重兵攻击曹营，而只派一支轻骑救援乌巢，致使绍军土崩奔北，此战失利。
战后，袁军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于是也。”
甚至，当许攸同曹操谈及自己的建议时，连曹操也感慨，：“如用汝(许攸)计，未可知也。”
纵观曹袁之争，可以看到，袁绍既不缺人才，也不缺少机会，但袁绍色厉胆小、遇事不断、刚愎自用的性格却暴露无遗。
这种性格使其在“有才不能用，闻善不能纳”局面中，一步步走向灭亡。
而曹操则善于听取荀攸等谋士意见，逐渐将劣势转化为优势，赢得了胜利，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再观，曹袁不同命运，诚如杨阜所言：“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令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必能济大事者也。”
由此两点，可知袁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性格使然，而不能只从曹操的优势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