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宋明理学的空疏流弊日渐凸显，学界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风气积重难返。出身苏州“惠氏四世传经”世家的惠栋，以布衣之身毕生沉潜汉儒经说，以“古训是式”的实证精神，一扫数百年经学空疏的积习，正式确立了吴派汉学的学术根基，为此后绵延百年的乾嘉考据学风，凿开了第一道厚重的山门。
惠栋的学术底色，根植于惠氏四代传承的家学脉络。他的曾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代代以汉儒训诂传家，始终恪守“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治学准则，不盲从宋儒的空疏义理。生长于这样的学术世家，惠栋自小遍览群经，却在康熙五十五年考中生员后，彻底断绝了科举仕进的念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汉代经说的辑佚、校勘与复原之中，哪怕家境贫寒、藏书匮乏，也四处借读手抄，为购求善本不惜倾囊而出。
他的学术生涯，以《易》学研究为核心，完成了失传千年汉儒《易》说的系统复原。历时三十余年，他先后撰成《易汉学》《周易述》《易例》三部著作，爬梳李鼎祚《周易集解》中的零星遗说，把孟喜、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汉代《易》学大家的散佚学说逐一辑录、疏通证明，让失传一千五百年的汉代《易》学粲然复明于世。他旗帜鲜明地驳斥宋儒《河图》《洛书》、先天太极的附会之说，厘清了后世混入《周易》的方术伪说，从根本上划清了汉学与宋学的学术边界。
在辨伪与校勘领域，惠栋同样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继阎若璩之后撰写《古文尚书考》，通过比对汉代典籍与传世文本的差异，逐一指证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二十五篇伪作的出处，为持续百年的《尚书》辨伪工作画上了坚实的句号。他主持校勘毛晋汲古阁本《礼记注疏》，改正脱误万余字，又主持校订刊刻《雅雨堂丛书》，以精审的校勘水准，为清代学者提供了一批可靠的经学善本，彻底扭转了此前学界随意改窜古籍的陋习。
尽管后世有学者批评惠栋“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但这份看似偏执的“尊汉”，恰恰是对宋明数百年空疏学风的强力反拨。他确立的“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路径，深刻影响了此后钱大昕、戴震等一批乾嘉学者，让“无征不信”的实证精神成为乾嘉学派的共同准则。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直言“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正是惠栋的毕生深耕，让原本隐而不彰的汉学，从苏州一隅走向整个学界，最终成为有清一代占据主流的学术思潮，为中国传统考据学留下了分量极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