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政权中，张飞与马超堪称"双璧"——前者是刘备结义兄弟，以勇猛著称；后者是西凉军阀，武艺冠绝三军。然而，这两位曾与吕布、关羽比肩的猛将，却始终未能获得刘备的绝对信任与重用。这一矛盾现象背后，折射出蜀汉政权在人才选拔、战略布局与政治生态中的深层困境。
一、张飞：勇将的"天花板"与性格缺陷
张飞是刘备阵营中唯一与吕布单挑百回合不分胜负的猛将。虎牢关前，他率先挑战吕布五十回合；徐州之战中，醉酒状态下的张飞仍令吕布不敢追击。其勇武在《三国志》中被评价为"万人敌"，与关羽并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然而，张飞的军事生涯始终被局限在"先锋将领"的定位上，未能独立统帅大军。
1. 战略能力的局限
张飞的战术执行能力虽强，但缺乏独立战略眼光。例如，入川之战中他虽能"义释严颜"展现谋略，但整体仍依赖诸葛亮的战术规划。相比之下，关羽镇守荆州时能自主决策北伐，而张飞始终未能获得同等权限。这种差异源于刘备对结义兄弟的"保护性使用"——既需要其冲锋陷阵，又担心其因性格缺陷导致战略失误。
2. 性格缺陷的致命伤
张飞"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性格导致其多次遭遇部下叛变。据《三国志》记载，他因"暴而无恩"被范强、张达刺杀于军中。这种悲剧性结局，暴露出刘备集团对猛将性格缺陷的容忍底线：可以容忍关羽的骄傲，却无法接受张飞对基层士兵的苛待。刘备虽重用张飞，但始终将其定位为"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二、马超：降将的"信任危机"与政治包袱
马超的军事才能堪称顶级：潼关之战中杀得曹操"割须弃袍"，渭水之战与许褚大战二百三十回合不分胜负。其武艺与带兵能力均被诸葛亮评价为"兼资文武，雄烈过人"。然而，这位曾割据凉州的军阀，在投奔刘备后却长期被边缘化，仅获虚职"骠骑将军"。
1. 反复易主的道德污点
马超的投降史充满争议：先背叛曹操导致父亲马腾被杀，后投张鲁又遭猜忌，最终转投刘备。这种"三易其主"的经历，在注重忠义的汉代社会中被视为重大缺陷。刘备虽接纳马超，但始终对其保持警惕。例如，马超投蜀后七年便郁郁而终，可能与长期被架空权力有关。
2. 政治势力的平衡术
马超的凉州军团背景，使其成为蜀汉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刘备需要其名望震慑羌族，但又担心其势力坐大。因此，马超虽被封为"凉州牧"，却无实际兵权，只能从事防御工事修建等后勤工作。这种"用其名而不用其实"的策略，反映出刘备集团对降将的典型处理方式。
三、蜀汉政权的结构性困境
张飞与马超的遭遇，本质上是蜀汉政权在人才选拔与战略布局中的结构性矛盾：
1. 核心团队的封闭性
刘备集团的核心层由荆州集团（诸葛亮、关羽、张飞）与东州集团（法正、李严）构成，对降将始终保持距离。马超作为外来势力，难以融入这一利益共同体。相比之下，赵云虽未获重用，但因其早期追随与绝对忠诚，仍被委以护卫重任。
2. 战略资源的稀缺性
蜀汉人口仅曹魏的1/4，兵力长期不足十万。这种资源紧张迫使刘备采取"精兵政策"——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关羽、诸葛亮等绝对信任的将领。张飞虽勇，但性格缺陷使其难以独当一面；马超虽强，但政治包袱过重。在这种背景下，两人均成为战略资源分配中的"次优选择"。
3. 政治伦理的双重标准
蜀汉以"兴复汉室"为旗号，对将领的道德要求极高。关羽"威震华夏"却因骄傲失荆州，仍被神化为"武圣"；而马超因不顾父亲安危起兵，始终被贴上"不孝"标签。这种双重标准反映出，在乱世中，道德符号的政治价值往往超过实际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