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的烽火岁月中，南梁名将韦睿以“智勇仁廉”的品格与军事才能，在历史长河中刻下浓墨重彩的印记。他既是战场上的“韦虎”，以少胜多、屡破强敌；亦是军营中的“仁者”，与士卒同甘共苦、军法严明；更是乱世中的“清流”，廉洁奉公、功成不居。这位被教员誉为“全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的传奇人物，其人生轨迹与精神品格，至今仍闪耀着跨越时空的光芒。
一、智勇双全：战场上的“韦虎”传奇
韦睿的军事才能，在南北朝的动荡局势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天监四年（505年），他督军北伐，攻克小岘城后，面对合肥城坚固的防御工事，他以“汾水灌平阳”的典故为灵感，在淝水上游筑堰引水，用舰船载兵破城。当魏将杨灵胤率五万大军增援时，梁军上下慌乱，韦睿却以“师克在和不在众”的古训稳定军心，亲临前线指挥，最终大破魏军。此役中，他“按行山川”的实地调研精神，被毛主席多次批注为“躬自调查研究”，成为其军事智慧的核心注脚。
钟离之战（507年）更是韦睿军事生涯的巅峰。面对北魏号称“百万”的大军，他率三万兵力与曹景宗会师，仅用十天便抵达前线。当魏军攻破怀静城、兵锋直指堤坝时，他命人取来伞扇麾幢立于阵前，以“将军死绥，有前无却”的决绝姿态激励士气。最终，他利用淮水暴涨之机，以火船焚毁魏军便桥围栅，梁军“以一当百”，魏军“精锐尽丧”，取得“南北交战以来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此战后，北魏人畏称其为“韦虎”，甚至编出歌谣：“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
二、仁民爱物：军营中的“仁者”风范
韦睿的“仁”，体现在他与士卒的同甘共苦中。他虽体弱多病、无法骑马，却常乘板舆督战，手持白如意指挥若定。合肥之战中，他见将领胡景略与赵祖悦争执，便亲自斟酒劝解，以“愿两武勿复私斗”化解矛盾，使全军团结一心。这种“恩威并用”的领导风格，让士兵们甘愿为他效命。
他的仁爱更延伸至百姓。郢城之战后，城中尸横遍野、疫病横行，他下令掩埋死者、遣返病者，使“郢城遂安”。这种“仁民爱物”的情怀，与《孙子兵法》中“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的理念不谋而合，也让他在士兵中赢得了“韦父”的尊称。
三、廉洁奉公：乱世中的“清流”标杆
韦睿的廉洁，在贪腐成风的南北朝显得尤为珍贵。他出身京兆韦氏，却“家无余财”，一生清廉自守。梁武帝曾赐他龙环御刀，赋予他“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的权力，但他从未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即便功高震主，他也始终保持谦退，晚年升任侍中、车骑将军时，尚未就职便去世，梁武帝亲临恸哭，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严”。
这种“功成不居”的品格，与同时代争权夺利的将领形成鲜明对比。南怀瑾评价他：“有诸葛亮纶巾羽扇、指挥若定的神情，又有‘上善若水’、‘功成不居’的意境。”他的廉洁，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坚守，更是对“天下为公”理念的实践。
四、历史回响：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韦睿的军事思想与人格魅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杨慎称其为“六朝人才之冠”，《南史》更将他与裴邃并列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而真正让他“破圈”的，是毛主席对他的推崇。在阅读《韦睿传》时，毛主席多次批注“以少击众”“决心”“干部需和”等词句，并将其作为全党干部学习的典范。他总结韦睿的作风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领导干部需亲临基层、了解实情，这种“躬自”精神至今仍是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