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五丈原的秋风带走了蜀汉的“定海神针”诸葛亮。这位以“鞠躬尽瘁”闻名的丞相，生前将蜀汉从荆州之败的废墟中重建，与曹魏、东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然而，他的猝然离世，让蜀汉的命运悬于一线。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以“益州疲弊”为底色的政权，竟在诸葛亮死后又延续了近30年。这背后，刘禅的统治能力是否真如《三国演义》所描绘的那般“扶不起”？历史或许给出了更复杂的答案。
一、权力真空的填补：从“权臣时代”到“平衡政治”
诸葛亮生前，蜀汉的权力结构呈现“强相弱君”特征。他以丞相身份总揽军政，刘禅则以“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姿态退居幕后。这种模式虽高效，却埋下了隐患：一旦诸葛亮离世，权力真空如何填补？
刘禅的应对展现了政治智慧。他并未简单复制诸葛亮的“集权模式”，而是通过分权实现制衡：
废除丞相制，分割权力：诸葛亮死后，刘禅取消丞相职位，改以蒋琬为大司马主政，费祎为大将军掌军，形成文武分立格局。这种设计避免了单一权臣坐大，如蒋琬曾试图改变北伐战略，刘禅便通过费祎、姜维劝阻，最终否决其东进计划。
任用“外来者”姜维：姜维作为降将，与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本土集团均无深厚渊源，成为刘禅平衡各方势力的理想人选。他虽继承北伐遗志，但权力受限于费祎的“限兵政策”（每次北伐兵力不超过万人），防止其威胁皇权。
抑制本土势力：面对益州豪强的崛起，刘禅延续诸葛亮“打压本土、拉拢东州”的策略，通过联姻（如将女儿嫁给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巩固与荆州集团的关系，同时重用东州集团代表费祎，避免政权本土化导致的分裂。
二、危机应对：从“禁止奔丧”到“大赦天下”的舆论操控
诸葛亮之死，对蜀汉而言既是政治地震，也是刘禅摆脱“傀儡”标签的契机。他的系列操作，展现了对舆论和政治符号的精准把控：
禁止奔丧，重塑权威：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刘禅立即下令禁止官员奔丧，仅允许劝学从事谯周速达前线。此举表面是防止军情泄露，实则向天下宣告：蜀汉的权力核心已回归刘禅。古代官员奔丧多为皇帝驾崩时，刘禅通过此举暗示“朕即国家”。
追谥定调，控制历史叙事：刘禅以皇帝身份为诸葛亮定谥号为“忠武侯”，并颁布诏策盛赞其功绩，但同时强调“朕用伤悼，肝心若裂”。这种“尊而控”的策略，既安抚了荆州集团，又暗示诸葛亮是“忠于蜀汉”而非“凌驾皇权”。
拒绝立庙，削弱个人崇拜：朝臣提议为诸葛亮立庙于成都，刘禅以“礼秩不听”为由拒绝，导致民间私祭盛行。直至数十年后，迫于压力才在沔阳立庙。这一拖延，实则为了淡化诸葛亮的个人影响力，防止其成为对抗皇权的符号。
大赦天下，收拢民心：诸葛亮去世当年，刘禅大赦天下，此举通常用于新皇登基或重大危机后。通过赦免罪犯，刘禅向民众传递“新政开启”的信号，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三、战略收缩：从“主动出击”到“保守防御”的转型
诸葛亮死后，蜀汉的国力已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北伐。刘禅的决策，体现了对现实国力的清醒认知：
停止大规模北伐：蒋琬、费祎主政期间，北伐规模大幅缩减，转为“保境安民”。费祎甚至明确限制姜维的兵力，认为“我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我等乎！”这种保守策略，虽遭姜维等激进派不满，却为蜀汉赢得了近20年的休养生息时间。
巩固吴蜀联盟：面对曹魏的威胁，刘禅延续诸葛亮的外交策略，通过联姻、互市巩固与东吴的关系。蒋琬曾计划沿沔水东下联合东吴进攻上庸，虽因费祎劝阻未实施，但吴蜀联盟始终未破裂，形成对曹魏的战略牵制。
依托地形防御：蜀汉以“重关之险”立国，刘禅时期充分利用汉中、剑阁等险要地形构建防御体系。直至姜维改变防御策略，导致汉中失守，蜀汉才迅速崩溃。此前近30年，曹魏始终未能突破蜀汉的地理屏障。
四、历史评价的再审视：刘禅的“平庸”与“清醒”
后世常以“乐不思蜀”贬低刘禅，但若剥离文学渲染，其统治能力并非一无是处：
政局长期稳定：诸葛亮死后，蜀汉未发生大规模内乱，权力过渡平稳。蒋琬、费祎、董允等贤才相继辅政，维持了政局的稳定。
平衡各方势力：刘禅通过分权、联姻、任用外来者等手段，成功调和了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本土集团之间的矛盾，避免了魏、吴常见的血腥内斗。
清醒的国力认知：他拒绝姜维的激进北伐，也未完全放任黄皓等宦官干政，在保守与进取间寻找平衡，虽未能扭转灭亡命运，却延长了政权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