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关羽率荆州军北伐曹魏，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却在巅峰时刻遭东吴背刺，最终败走麦城。这场战役的结局不仅改写了三国格局，更因刘备未派援军而引发千年争议。从战略部署、信息传递到内部矛盾，多重因素交织下，刘备的“不救”实则是蜀汉集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一、战略分兵：汉中与荆州的“不可能三角”
刘备集团在公元219年的军事布局呈现明显的“分兵制衡”特征。汉中战役后，刘备虽占据战略要地，但曹操主力仍屯驻长安，随时可能反扑。为巩固汉中，刘备需部署重兵防范曹魏，同时派遣刘封、孟达驻守上庸，形成对曹魏的牵制。这种分兵策略导致蜀汉兵力分散，难以集中支援荆州。
更关键的是，关羽的北伐本质上是《隆中对》战略的延伸，其任务是“牵制曹魏，为汉中主战场创造条件”。然而，当关羽在襄樊战场取得突破时，刘备的兵力已陷入“三线作战”的困境：汉中需防曹操反扑，上庸需应对曹魏威胁，荆州则需对抗东吴。这种战略布局下，刘备即便想抽调兵力，也面临“拆东墙补西墙”的尴尬。
二、信息滞后：古代通讯的致命局限
关羽败亡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信息传递的严重滞后。据《三国志》记载，孙权在公元219年11月已派吕蒙白衣渡江，而刘备得知荆州失守的消息时，关羽已败走麦城。在古代，军情传递依赖驿站或信使，从荆州到成都的千里路程，即使快马加鞭也需数日。当刘备刚制定救援方案时，关羽战败的消息已成定局。
这种信息滞后导致刘备的决策陷入“被动应对”模式。例如，关羽曾多次向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求援，但二人以“上庸新定，不可轻动”为由拒绝出兵。若刘备能提前预判东吴背叛的风险，或许会调整战略部署，但历史没有假设。
三、内部矛盾：糜芳投降与蜀汉集团的信任危机
关羽败亡的直接导火索是荆州守将糜芳、傅士仁的投降。糜芳作为刘备的小舅子，此前一直忠心耿耿，却在关键时刻不战而降。这一举动不仅暴露了蜀汉内部派系的矛盾，更让刘备对荆州局势的判断彻底失效。
从更深层次看，刘备对关羽的信任与防范并存。他任用糜芳、傅士仁镇守荆州要地，既是为了巩固后方，也是为了监视关羽。关羽“骄于士大夫”的性格导致其与糜芳等人的关系紧张，这种内部矛盾在东吴背刺时被彻底激化。当关羽前线告急时，后方守将的背叛直接切断了其退路，使刘备的救援计划无从实施。
四、战略误判：对东吴联盟的过度乐观
关羽败亡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蜀汉对东吴联盟的误判。根据《隆中对》，蜀汉需“跨有荆益”，与东吴结盟以抗曹魏。然而，关羽在北伐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与东吴的关系，甚至因“耻与老兵同列”而羞辱孙权派来的求婚使者，导致双方关系恶化。
当关羽在襄樊战场取得突破时，东吴的背叛并非偶然。孙权深知，若蜀汉完全控制荆州，其势力将远超东吴，届时联盟必然破裂。因此，孙权选择在关羽势盛时背刺，既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削弱蜀汉。刘备集团未能预判这一风险，导致战略被动。
五、历史镜鉴：乱世中的“不完美决策”
关羽败亡的悲剧，本质上是蜀汉集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完美决策”。从战略分兵到信息滞后，从内部矛盾到战略误判，多重因素交织下，刘备的“不救”实则是无奈之举。若强行抽调汉中兵力救援关羽，曹操可能趁虚而入；若放任关羽败亡，则《隆中对》战略彻底破产。
这场战役为后世提供了深刻启示：在乱世中，战略决策需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布局，盟友关系需动态维护，内部矛盾需及时化解。关羽的败亡，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蜀汉集团在战略层面的集体失误。正如章太炎所言：“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以陨关羽之命”，刘备的“不救”或许隐含着对权力平衡的无奈考量，但历史从不会为假设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