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的历史转折中，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走出了一位以史学创新与政治智慧著称的文人——王溥。他不仅以三朝宰相的身份参与国家治理，更以开创“会要体”史书的学术贡献，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著作与人生故事，交织出一幅乱世文人的精神图谱。
一、文学成就：会要体史书的奠基与传承
1. 《唐会要》：唐代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王溥在唐代苏冕《会要》、杨绍复《续会要》基础上，补充唐宣宗至唐末史事，编成百卷《唐会要》。该书突破传统纪传体史书的局限，以514个事目分类记述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如“贡举”条目详细记载科举科目、及第名单及改革辩论，成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的核心史料。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赅”，与《通典》互为表里，为后世制度史研究开辟新路径。
2. 《五代会要》：乱世制度的系统性梳理
面对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乱局，王溥以三十卷《五代会要》打破朝代界限，系统梳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典章制度。书中对刑罚酷滥、赋役繁重的记载，如“五代僭号者凡五，其称帝改元者六，而南北割据者又十四”，既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也开创了跨朝代制度比较研究的先河。南宋徐天麟、清代会要所均沿袭其体例，形成完整的会要体史书体系。
3. 史学方法论的创新
王溥修史注重原始档案利用，强调客观记述。他在《五代会要·序》中提出“辑旧闻，诠次之，不敢以己意轻为去取”，这种实证主义精神使《唐会要》保存了大量《旧唐书》《新唐书》未载的诏令、奏议。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多次引用其著作，足见其史料价值。
二、轶事典故：乱世文人的精神品格
1. 巧焚密信：化解政治危机的智慧
后汉末年，将军李守贞叛乱，郭威（后周太祖）从叛将营帐中搜出朝中大臣与叛军的密信。王溥力劝郭威：“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殄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郭威采纳其策，将密信付之一炬，避免了大规模株连，稳定了朝局。此举不仅展现王溥的政治远见，更体现其对“宽厚治国”理念的践行。
2. 劝父退隐：清廉家风的传承
王溥之父王祚热衷仕途，年逾七旬仍任宿州防御使。一次寿宴上，王祚强令公卿行礼，王溥讽其“筋骨未衰，欲自固名位”，并建议其提交退职申请。王祚大怒，举杖欲打，经亲戚劝阻方罢。此事被后世传为佳话，成为文人“以道事君”的典范。王溥家藏万卷却“箱无重衣，厨无重馔”，其子王贻孙、王贻庆亦学有所成，延续了清廉家风。
3. 拒贿明志：困境中的操守坚守
北宋初年，王溥任广东参政时，其弟获赠布袍，他严令归还：“一衣虽微，不可不慎，此玷污行为、侮辱自身之始也。”后遭诬陷下狱，僚属馈赠财物，他坚拒不受：“吾岂以患难易志？”其“不以细微之事污自身清白”的品格，与《宋史》评价“性宽厚，美风仪，好学，手不释卷”形成呼应，彰显了文人骨气。
三、历史回响：学术与政治的双重遗产
王溥的文学成就远超史学范畴。他开创的会要体史书，为后世制度史研究提供方法论范式；其“出入文史”的实践，则成为宋代士大夫“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先声。在陈桥兵变中，他率先率百官迎谒赵匡胤，完成从后周到北宋的政治过渡，这种“审时度势”的智慧，使其成为五代文臣转型的标杆。
从《唐会要》的史料价值到“拒贿明志”的操守，王溥的一生诠释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他的著作如历史长河中的灯塔，照亮了制度史研究的道路；其轶事则如道德镜鉴，映照出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人格。在当代重读王溥，不仅是对学术传统的致敬，更是对文化传承责任的深刻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