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失败引发社会动荡，赤眉军作为农民起义军在乱世中崛起。这支由樊崇领导的队伍，以赤色涂眉为标识，在转战中原的过程中，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埋藏无数珍宝的西汉帝陵。其盗掘行为不仅造成文物损失，更折射出乱世中人性与历史的复杂交织。
一、茂陵：汉武帝的地下王国遭劫掠
汉武帝茂陵是赤眉军盗掘的首要目标。作为西汉最富庶的帝王陵，茂陵修建历时53年，墓中随葬品数量惊人。据《汉书·贡禹传》记载，汉武帝下葬时“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藏之”，更有“后宫女置于园陵”，陪葬规模远超常规。赤眉军两次光顾茂陵，首次盗掘时“数万人马连续运输数月，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足见珍宝之丰。第二次盗掘更以“抛祖坟”的疯狂心态，将剩余财宝洗劫一空，甚至可能毁坏了汉武帝遗体。考古发现茂陵封土中部凹陷，从葬坑内盗洞密布，印证了这场浩劫的惨烈。
二、长陵与安陵：高祖与惠帝的身后劫难
作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陵寝，长陵同样未能幸免。赤眉军不仅盗掘了高祖陵，还对吕后陵实施了骇人听闻的破坏。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起义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并称“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尽管现代学者对“辱尸”细节存疑，但考古人员在长陵附近发现“皇后之玺”玉印，证实了吕后陵被盗掘的事实。安陵作为汉惠帝刘盈的陵墓，亦在赤眉军的劫掠范围内，其陪葬坑内陶俑被打碎离位，盗洞纵横交错，成为乱世暴行的无声见证。
三、平陵与阳陵：汉昭帝与景帝的陵墓蒙尘
汉昭帝平陵的盗掘记录散见于《晋书·索綝传》等史料，称“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考古勘探发现，平陵封土存在盗掘痕迹，从葬坑内金属文物缺失严重，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汉景帝阳陵虽以“薄葬”著称，但赤眉军仍未放过这座帝陵。阳陵南区从葬坑内盗洞密集，部分坑道棚木被焚毁，陶俑、车马器等文物遭到系统性破坏，暴露出起义军对文化遗产的漠视。
四、霸陵的幸存：薄葬理念的历史回响
在赤眉军的疯狂劫掠中，汉文帝霸陵成为唯一未遭盗掘的西汉帝陵。这得益于汉文帝生前力推的薄葬政策，《史记·孝文本纪》记载其“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考古发现霸陵“因山为陵，不复起坟”，墓穴结构简单，陪葬品以陶器为主，与茂陵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赤眉军因“霸陵无求”而放弃盗掘，印证了“厚葬招盗”的历史规律，也为后世帝王陵寝制度提供了深刻反思。
五、盗掘背后的社会动因与历史警示
赤眉军盗掘帝陵的行为，本质上是乱世中生存危机与人性异化的集中爆发。这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队伍，缺乏政治理想与道德约束，在极端饥饿与财富诱惑下，将发泄仇恨与攫取资源合二为一。其盗掘手段粗暴，不仅掠夺珍宝，更肆意破坏陵园建筑与陪葬文物，导致西汉帝陵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光武帝刘秀重建东汉后，虽通过“十一陵祭祀”恢复帝陵管护秩序，但被盗文物已大量流失，部分珍宝甚至流入民间市场，如19世纪末长陵附近出土的“皇后之玺”玉印，即成为赤眉军劫掠的历史遗物。
赤眉军盗掘西汉帝陵的事件，是中国古代盗墓史上的一场悲剧。它不仅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文化损失，更揭示了乱世中人性的复杂与脆弱。当我们凝视茂陵封土的凹陷、阳陵盗洞的斑驳，这些伤痕累累的帝陵，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对后世最深刻的警示：唯有实现长治久安，方能守护文明火种，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