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夜，北京城笼罩在寒风中。南宫宫墙外，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率领千余兵士，用巨木撞开宫门，将幽禁七年的明英宗朱祁镇扶上龙椅。这场被称为“夺门之变”的政变，彻底改写了明朝的权力格局。而此时，手握兵权、威望如日中天的兵部尚书于谦，却未发一兵一卒。这一反常举动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必然选择。
一、法统困境：孙太后的背书与皇位合法性
夺门之变的合法性，源于孙太后的支持。作为明宣宗的皇后、朱祁镇与朱祁钰的生母，孙太后在政变前已秘密同意复立朱祁镇。根据明朝制度，皇位继承需经皇太后认可，而朱祁钰的帝位本就是孙太后在“土木堡之变”后册立的。这意味着，孙太后有权否定朱祁钰的合法性。
于谦若强行阻止政变，必须同时废黜孙太后与朱祁镇，否则无法彻底否定政变的合法性。但废黜太后在封建礼法中属于“谋逆”，需承担巨大的道德与政治风险。更关键的是，朱祁钰已病重垂危且无子嗣，皇位迟早要回归朱祁镇一脉。于谦深知，此时强行干预可能引发更大动荡，甚至导致藩王争夺皇位，重演“靖难之役”的惨剧。
二、时间压迫：政变爆发与流程冲突的矛盾
政变当晚，于谦正在兵部衙门值班。据《明史》记载，其子于冕曾听闻石亨密谋，急告于谦，但于谦仅斥责道：“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这一反应，暴露出时间与流程的致命冲突。
按明朝制度，重大政事需经内阁议定、皇帝批红、六部执行。于谦若要阻止政变，需先联合群臣上奏，再由朱祁钰下旨调兵。然而，朱祁钰已病重昏迷，无法临朝；而政变者选择深夜发动，等群臣拟好奏疏时，朱祁镇已复辟。这种“程序正义”与“现实紧迫”的矛盾，使于谦陷入被动。
三、道德困境：君子风骨与权力游戏的冲突
于谦一生以“清正刚直”著称。他曾在《入京》诗中写道：“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种风骨，使他无法像石亨、曹吉祥那样不择手段。
若于谦调兵镇压政变，需以“谋逆”罪名处决朱祁镇与孙太后，这违背了他“保社稷以无虞”的初衷。更现实的是，朱祁钰死后，皇位必然回归朱祁镇或其子朱见深。于谦若强行扶持其他藩王，可能引发内战，导致“苍生涂炭”。这种“以一人死换天下安”的考量，使他选择了牺牲自己。
四、权力制衡：文官集团与武将集团的博弈
夺门之变的参与者中，石亨是抗瓦剌的功臣，曹吉祥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徐有贞是左副都御史。三人分别代表武将、宦官与文官中的投机派。而于谦虽为兵部尚书，却缺乏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
此前，于谦因拒绝石亨举荐其子为官，已与武将集团结怨；徐有贞因主张“南迁”被于谦斥责，也心怀不满。若于谦强行镇压政变，这些势力可能联合反抗，甚至引发兵变。相比之下，接受政变结果、以自身死亡平息纷争，成为更理性的选择。
五、历史回响：于谦之死的必然与启示
政变成功后，朱祁镇以“谋逆”罪名处死于谦，但《明史》评价其“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机奸之所害”。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为于谦平反，追谥“肃愍”，并在杭州西湖修建专祠。
于谦的选择，本质上是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体现。他深知，在皇权斗争中，个人生死微不足道，国家稳定才是最高准则。这种超越个人得失的格局，使他成为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
